“往年这个时候是最高峰，全县大小单位都印贺卡、相互送，今年全取消了。”华东某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说，目前县政府没收到一张贺卡，也没寄出一张。

　　“去年五六个领导打电话推销贺卡，学校买了三千张，寄出去两三百张，剩下的现在还塞在床底下。”一位公办乡镇中学校长告诉记者，今年，他没接到一个推销电话。

　　今年是“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第一年，中央禁令立竿见影，往日浪费触目惊心。公众疑惑的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纸质贺卡早已渐渐淡出百姓生活，为何却在“公家单位”风行多年、泛滥成灾？

　　“每年12月初，贺卡就陆陆续续来了，元旦和春节前是两个高峰，一天几百封。”中部某省一位厅级单位办公室副主任介绍往年的“贺卡盛况”。

　　“寄给厅长的最多，他没时间看，我们就一封一封拆开，把姓名、单位、职务录入电脑，集中打印出来好几张纸，送给厅长打钩。”他说，厅长扫一眼名单，打钩的表示要回寄，办公室再以厅长的名义，一张一张的填写贺卡、封好、寄走。“厅长收到一千多张，一个处长一两百张，全厅收到加寄出的超过两万张。我们厅机关才一百多人，年底本来就忙，你算算这得占用多少精力！”

　　华东某县外宣办主任告诉记者，对他来说，每年的“贺卡季”9月份就开始了。“我们县每年都要做公务贺年卡，要求达到‘宣传形象、招商引资’的目的，设计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他说，卡的风格要求每年一变，每个县领导的口味还不一样，“反复折腾，前后得二十多天！”

　　他介绍，先是有“县级公务贺卡”，后来县财政局、国税局等“有钱单位”开始单独设计、印制“单位公务贺卡”，再后来全县大小单位，乃至一些二级机构和乡镇也跟风，一到年底办公室里贺卡满天飞。

　　“贺卡种类很多，我见过的就有纸片型、立体型、烫金型、绸缎型，便宜的两三块钱一张，贵的五六块钱、十五、三五十块钱一张的都有。”他估算，全县各单位一年花在贺卡上的钱，总数超过一百万元。

　　“最关键的是，这么多贺卡谁会看？”该县政府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说，县长一年能收到两三百张贺卡，副县长也有好几十张，一方面是量太大，另一方面这些公务制式的贺卡让人感觉“情谊不足”，很多没拆封就直接进了垃圾箱。

　　“花公家的资源，谋个人的人情”

　　采访中，多家单位都表示“中央出台的禁令太好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欢迎！”但是，这股“公务贺卡风”从何而起，为何又泛滥成灾呢？

　　上述那位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回忆，本县的公务贺卡源于攀比。“大约10年前，县领导收到邻县寄来的一张公务贺卡，看起来很新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领导坐不住了，说咱们不能落后，明年也要搞！”

　　这些精心设计的公务贺卡寄给谁呢？“主要是给领导寄，给上级机关寄，同级单位互相寄，下级寄来的一般不用回寄。”他说，其实各级干部经常大会小会碰面，祝贺新年没必要专门寄张卡，“主要还是维护关系网，寄张卡表示‘你在我心里有地位’，领导级别越高、感情越好，选卡越要高档，越要亲笔书写。如果上级机关同办公室有几个人，那都得寄，不然怕得罪人。”

　　除了下级、同级，有没有民营企业寄来贺卡呢？记者采访的多家单位均表示“极少”。一名处级干部道破缘由，贺卡邮递慢、效率低，“民营企业想争取项目、资金，直接就上门了，贺卡能办成什么事？”他说，只有在不讲究成本、效率的“公家单位”，贺卡这种过时方式才有生存的土壤。

　　据介绍，邮政公司是“公务贺卡”泛滥的重要推手。每到下半年，邮政公司就通过领导、同事、亲友各种关系推销贺卡，有时“搞定”了上级部门，直接摊派。“名为宣传形象、沟通感情，其实花的是公家的资源，谋的是个人的人情，采购人员有回扣，邮政公司有钱赚。”

　　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贺卡大订单”推动下，邮政部门的贺卡业务收入连年高速增长。以一家一线城市邮政公司为例，从2007年的3000万元起步，2011年已突破3亿元，贺卡业务量5年扩大10倍。

　　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务活动”

　　对这次“贺卡禁令”的效果，记者采访的多个单位、行业都表示“相当彻底、没有反弹”，“因为公务贺卡本身就没多大价值。”

　　中部某市招商局局长介绍，以前给意向客商寄贺卡是一种“招商由头”，现在用电子贺卡、贺年短信完全可以替代。

　　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地市级支行行长介绍，中央禁令公布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北京总行的通知，要求以其他方式“维护好客户关系”。“其实我们早就不用贺卡了，电话、短信、微博、微信，重要客户登门拜访。”他说，分行每年倒是要给市里各部门领导寄贺卡，“今年中央禁令出来，正好光明正大的不用寄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贺年卡上的浪费”，折射出的是追求形式、不讲实效、铺张浪费的干部作风。中央出台专门的管理规定，体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务实态度。“既要打老虎、打苍蝇，也要打击公款贺卡这样的‘微腐败’，才能从细节着手改变党风政风。”

　　近期，中央发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公务活动不当使用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的行为，从程序标准、经费预算、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国贤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绩效管理，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从机制上控制“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把政府部门的职能指标细化了，让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像公务贺卡一样，不考虑成本和效果，随意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