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几位美国总统比，奥巴马目前是嘴最甜、手最严，做得最差。”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评价美国现任总统处理中美航天领域合作的糟糕表现。奥巴马总统1月3日签署《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该法放宽美国卫星及相关物项出口管制，但禁止对中国出口、再出口或转移，而且也不允许在中国发射。不难发现，当中美很多领域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时，中美航天合作走了一个“怪圈”：在中美合作不多的上世纪末曾经风生水起，现今却在美国一些议员不断推出的法律禁令下，陷入“零接触、零交流、零合作”的局面。针对美国对中国的歧视和严控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日表示，“美国采取措施继续限制中美在民用卫星领域的合作，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与不满”。在部分美国政客看来，中美卫星商业合作好比洪水猛兽，是不能进入的最大禁区。这一高科技商业贸易的逆向走势，影响着中美关系，也考验着美国行政当局的政治智慧。

　　奥巴马签新法再次歧视中国

　　美国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被视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试金石”。然而，美国《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卫星出口制度的改革规定表明，美不仅没有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反而通过法律形式再一次歧视中国。该法1261条规定授权总统将美国卫星及相关物项从美国军品清单移至商品控制清单，但禁止对中国实行，除非总统以逐案审批方式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豁免。除中国外，受该法限制的国家还包括朝鲜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现行卫星出口管制政策是世界上最严的，已成为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出发却造成相反效果的典型，因此，在美国国内也一直受人诟病。但令人失望的是，美国在纠正监管过度、放宽卫星出口管控时，却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对华实施更为严厉的禁止性限制。

　　美国这种歧视中国的政策由来已久。美国《1990-1991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规定中止中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除非总统以国家利益为由豁免。在商务实践中，从里根总统批准合作发射开始，老布什、克林顿总统以国家利益为由批准了多颗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的美制卫星的出口。1998年4月，美国媒体、国会部分人士无端指责中国通过商业发射窃取美国敏感技术。1999年5月25日，美国公布由众议员考克斯挑头的《考克斯报告》，该报告称，中国通过商业发射，特别是故障调查来窃取美国导弹技术，进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将卫星及相关零部件纳入美国军品清单，并给总统豁免增加更多约束。尽管总统豁免渠道留存，但自此美14年来一直未发放新的对华商业卫星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许可证。

　　奥巴马总统3日签署涉及中美卫星合作的《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后，美国《福布斯》杂志1月4日报道称，“批评人士认为意在防范中国的禁令使美国的损失远高于中国”。文章写道：2012年1月23日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发布的报告称，1999年至2009年，美国卫星产业损失巨大，每年丧失9000个工作岗位。1995年，美国企业控制着73%的全球卫星出口，到2005年时已急剧萎缩至25%，“但新法仍保留1999年的某些条款，卫星制造商仍不能向中国等国出口技术”。

　　对美国这个显得“在忽悠人”的卫星出口放宽法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美国国会一小撮议员推动的卫星出口新规等同于把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周世俭认为：“上世纪美苏冷战对抗最黑暗的时代，两国尚未停止宇航领域的合作，而今美国对华待遇甚至不如当年对待苏联！”周世俭认为，卫星合作纯属商业行为，用不着冷战思维，也用不着大动干戈政治化，以此作为反华的一种发泄。周世俭说，尽管此前美国对华贸易制裁一直存在，但在美国近几届政府中，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是对华出口管制最严，对华技术转让做得最差的。

　　中美商业发射“从合作到长期遏制”

　　中美航天商业发射有着较长合作历史。客观说，美国是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初期的主要合作伙伴。1988年12月、1989年1月，中美两国政府先后签署《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等协议，两国政府还就商业发射服务建立了年度磋商机制，为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奠定了基础。按照技术安全协议规定，卫星制造商向中国提供的数据信息都须事先经美国政府批准，所有卫星、火箭技术协调会由美国政府官员在场监督，卫星运抵中国实行免检，并且24小时处于美方保安人员的监控之下。上世纪90年代，中美卫星商业发射有过十余年的合作历史。在双方进行的20次发射合作中，共发射26颗美制卫星。1999年6月12日，中国“长征二号丙”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第6次发射美国的铱星。这是中国至今为止最近一次与美国的卫星运营商、制造商合作，为美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付志恒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的中美航天商业合作。付志恒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中美有过顺利的航天商业合作，中国火箭与美国的主要卫星制造商都有过合作，其中铱星系统发射是最具典型事例之一。当时美国公司通盘考虑之后，选择中国的长征火箭与美俄火箭一道参加首个低轨道卫星组网发射，结果证明非常成功。中国6次铱星发射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6次发射，为铱星网的组建并投入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介绍，美国电视直播公司艾克斯达在起步阶段就是靠中国火箭为其发射卫星的。付志恒说：“那个阶段的合作，让项目的中方与美方人员都建立了很深的私人友谊。”但1998年10月以来，美国从法律层面不断收紧中美航天商务合作政策。

　　美国国防部相关技术官员曾向中方人员表示，按照美方多年实践，在卫星发射领域的技术安全“没有问题”。但为什么纯属商业行为的中美卫星合作长期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美中两国在太空中的关系好比一个依然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正面对着一个新兴且信心满满的对手”。2011年11月，在“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后几个小时，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几名议员抨击白宫及美国宇航局与中国合作，称“技术转让增强了中国的航天和导弹能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达纳·罗拉巴克警告说，美国在技术上与中国合作“不仅天真，而且危险”。共和党议员沃尔夫表示，随着中国航天计划突飞猛进，美国太空优势锐减。在沃尔夫主导下，美国2011年立法禁止美国宇航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使用政府资金与中国在空间及科技领域合作，也不允许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导致两国航天领域的交流中断。当年5月16日，当美国“奋进”号载着中国科学家付出心血的阿尔法磁谱仪奔向太空时，中国记者却被挡在发射场门外。从实际意义上说，所谓的中美商业发射竞争也是不存在的。付志恒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主力运载火箭主要是承担政府和军方的项目，根本没精力顾及商业发射。”

　　美专家称《考克斯报告》就像吸血鬼

　　美国长期打压没能抑制，反而激发了中国航天业的发展。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中国长征火箭都实施了19次发射，发射次数超过美国，排在俄罗斯之后。中国“长征火箭”、“东方红卫星”已成为国际竞争力较强的高科技品牌。与美方对同中国的空间合作充满疑虑不同，中方一直在呼吁两国以及世界展开太空合作。美国“太空新闻”网称，欧洲和俄罗斯已将中国视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如“神舟八号”携带中德两国航天部门载有鱼、植物、细菌乃至人类癌细胞的实验箱升空。

　　相反，美国的卫星出口政策已严重伤害到美国卫星工业的利益。美国华盛顿大学航天政策研究所专家阿兰内·克鲁利科夫斯基曾表示，太空探索中的国际合作已成潮流，国会的此类禁令显然不合时宜，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还实施了“联盟-阿波罗”计划，两国的“联盟”号与“阿波罗”号飞船在轨道上对接，冷战后，美俄在建设国际空间站方面也有广泛合作。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去年12月20日和21日分别通过《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12月21日，美国著名航天政策专家琼·约翰逊—弗里泽在美国“国防在线”网发表题为“卫星出口的太空并未塌下来：反华妄想狂幽灵一去不返”的文章，称“美国卫星出口改革的僵局与一个恶魔有关”，那就是1999年出台的就像“吸血鬼”一样的《考克斯报告》。该报告是反华和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党派斗争的产物，它已成为一个“都市怪谈”：疑神疑鬼的分析得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结论，所谓“以国家安全为由”最后使美国至关重要的宇航工业遭受更多损失，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好处。文章认为，被各种规定捆住手脚的美国卫星工业反而催生出一个伴随美国市场份额缩减而繁荣起来的全球产业，但对美国试图限制的国家———中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导致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意图未达目的。

　　由于商业卫星和相关组件受美国军品清单“一刀切”的管制，连铆钉、金属丝和螺栓、螺丝、螺帽都要美国国务院的出口许可。清单限制的技术出口最初有些是用于军事目的，但现在已普遍归民用领域。因此，有美国商界高管表示：“这种过时的限制既损害美国航天业的活力，也损害美国安全。”

　　美国“太空评论”网近日题为“2013年太空关键事务”的分析文章写道：“尽管有人反对，但其他人有理由希望中美两国应加强合作，因为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而非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航天专家埃里加·萨德表示：“我认为未来4年，奥巴马政府将启动美中航天合作的政府间合作基础。中国确实希望美国能发挥带头作用。”对此，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殷礼明表示：“我们希望美国行政当局理性地处理对华商业卫星出口问题，促进恢复中美商业发射交流与合作，这既是中美关系的大势所趋，也是市场的呼唤，互利双赢的选择。”（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丁雨晴   环球时报记者  邱永峥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