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左家塘派出所的干预下，本报记者调看了当晚长沙市救助站内的监控，并录下了这段打人过程的关键视频。

　　■记者 杨博智 黄海文 雷昕

　　去年12月下旬，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开福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

　　数天，两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本报记者戴鹏以流浪汉身份进入长沙市救助站，不料却遭救助站3名员工围殴。

　　本报昨日刊发此报道后，引发强烈反响。

　　1月9日下午5时，受伤记者仍躺在病床上，长沙市民政局对此事在长沙市救助站单方面举行情况通报会，试图掩盖真相。

　　为此，我们对于争议焦点一一进行了回应，读者朋友也可登录华声在线(www.voc.com.cn)浏览长沙市救助站打人视频，所有细节均清晰可见。

　　【焦点1】

　　死摁记者VS“临时约束性措施”

　　下午5时，在通报会上，事发当晚救助中心窗口接待员吴婷婷首先为公布的其中一段无声视频做“现场配音”讲解。

　　“戴鹏说：‘你们为什么打人?’并指着视频摄像头说，‘摄像头拍了下来’”，“保安说：‘我们只是要你配合检查’”，吴婷婷的现场讲解很顺畅，几乎惟妙惟肖地“还原”了现场。

　　对于报道中提到的细节：“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对此，长沙市救助站站长黄智谋用了一个词解释——这是“临时约束性措施”。

　　现场哗然，有记者问，“临时约束性措施”是什么措施，有什么样的技术标准?但未获回应。

　　【焦点2】

　　一支录音笔VS口袋非常鼓囊

　　戴鹏为何被殴打，长沙市救助站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非常鼓囊，怀疑藏有刀具或其它违禁物品”，随后，对戴鹏的殴打开始。

　　【焦点3】

　　现场公布当事记者家庭电话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李锋甚至对现场几十名记者公布了记者戴鹏的家庭电话。

　　有记者大声反对，“这涉嫌泄露他人隐私”，因遭到现场其他记者的反对，李锋才没有重复号码。

　　【焦点4】

　　老人被捆了多久没人理会?

　　救助站员工高喊“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当吴婷婷讲解完“戴鹏被制服，无奈亮明身份，接听了该站救助人员拨通的其父亲的电话，通过协商离开救助站”这一段视频后，监控视频长久地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名流浪汉被用担架抬进该站丢在救助大厅的地上，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脚被捆。

　　此时，该站工作人员在后场大声喊，“这里没什么看的了，快进，快进!”

　　【焦点5】

　　现场被问800万用到何处?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有记者问到“长沙市救助站每年的救助经费情况”，该站站长黄智谋回答：“我们市里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要多少经费，就拨多少经费，实报实销。”随后他又主动说，“2011年是400万元，2012年是800万元。”

　　当记者问他这些钱用到了哪里，是怎么用的，他爽快地表示，“欢迎媒体记者随时随便到管理站来查询”。

　　【回应1】

　　法律规定严禁殴打流浪者

　　记者戴鹏在长沙市建设医院治疗，医院诊断其：轻度脑震荡，左脚软组织挫伤等多处受伤。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进入长沙市救助站，也以流浪者身份走出长沙救助站，该站凭何对其进行人身伤害?而且，打人者迄今未被法律制裁，他在医院里也一直无人表示歉意。

　　【回应2】

　　录音笔根本胀不了冬装裤袋

　　通报称，工作人员发现记者戴鹏裤口袋鼓囊得很大，怀疑其携带危险品，从而引发搜身的理由，避开暴力事实。

　　戴鹏暗访前只带了一支约4厘米长、1.5厘米宽的录音笔取证用。它怎能让裤口袋“鼓囊得很大”?

　　在现场，就有记者试验，一支普通的录音笔不过比一个一次性打火机稍大一点，放入冬装的裤袋里，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来放了东西，更别提“非常鼓囊”。

　　【回应3】

　　公布电话涉嫌违法

　　通报会上，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在救助站留下的老家电话被公布出来，随后他家的电话遭遇轮番拨打，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按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戴鹏咨询法律专家后认为，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宣扬他人的隐私，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回应4】

　　医院证实：流浪老人被捆两个多小时

　　老人被缚住双手、双脚，直接放在长沙市救助站大厅，长沙市救助站在“快进”播放后，掩盖了一个事实——这个老人就在救助站大厅，无人管无人问达两个多小时。

　　据长沙市民政局提供的信息，这名流浪者从11点多钟被抬进救助站，而精神病医院提供的讯息显示，他们大约在次日凌晨一点半收治了这名流浪汉。

　　【回应5】

　　救助站以“时间不早”搪塞公布账目

　　通报会上，长沙市救助站站长黄智谋主动介绍，该站经费“2011年是400万元，2012年是800万元。”在记者随即发布微博后，立即有网友称，要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去查一查这些钱的去向。

　　随后，有记者在现场问这些钱的具体用途，黄智谋爽快地表示，“欢迎媒体记者随时随便到管理站来查询。”

　　但当记者继续追问时，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称“时间不早”，打断了现场记者的继续提问。通报会在一阵嘈杂声中结束。

　　解释与回应

　　“寒心的不是遭遇，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恐惧”

　　“当其(记者戴鹏)情绪激动地走进窗口接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鼓囊得很大，工作人员担心其携带的是危险品。驻站医生立即上前，想让他(记者戴鹏)将口袋里的物品拿出来，该男子极不配合，且拼命地用手捂着，极力反抗。这时，值班保安担心其有精神暴力倾向，也上前采取临时约束性措施。由于互相推搡，其摔倒在地。”

　　——长沙市救助站站长 黄智谋

　　VS

　　“我以流浪者的身份进入救助站，以流浪者的身份走出救助站。我所遭遇的一切，任何一个流浪者都可能遭遇，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遭遇。长沙市救助站1月7日以‘疑似精神病’为由对我进行殴打，今后也可能以此对每个人进行殴打;他们以‘临时约束性措施’推卸责任，今后也可能以此对每个被打者推卸责任。我真正寒心的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遭遇而产生的恐惧。”

　　——新闻当事人 本报记者戴鹏

　　下一页：他们为何不肯去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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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何不肯去救助站，本报记者为何要暗访体验?直面“救助站恐惧症”人群

　　那些尚未痊愈的“救助伤疤”

　　记者 汤霞玲 张文杰 雷昕 邹丽娜 黄定都

　　邓银香

　　汤其福

　　王振波

　　黄国纯

　　本版图片均由实习生 李健 摄

　　流浪者为何不肯去救助站，一些流浪者的“救助站恐惧症”缘何而生?

　　在本报记者以流浪者身份去救助站体验之前，记者就曾在一些流浪者聚集区作过集中调查，了解他们不愿去救助站的真实原因。其中，有的说“被打过，被骂过”，有的说“那里吃得差，连多要一碗方便面也要受辱骂”，还有的称“身上的钱也被他们抢了。”对于他们的遭遇，我们将向长沙救助部门进一步核实。

　　■记者 汤霞玲 张文杰 雷昕 邹丽娜 黄定都

　　汤其福(71岁，河南睢县人)

　　“身上仅有的380元被抢了”

　　“他们抢了我的钱咧!”见到汤其福时，他挥舞着双手激愤地对记者说。

　　十几天前，71岁的汤其福从河南睢县来到长沙。他说，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原本只是想来长沙看看的他竟会遭遇如此经历。

　　“我刚到长沙火车站附近。突然一辆车开了过来，下来两个年轻男子，一高一矮，对我说：‘你，老头，你是流浪汉，跟我们去救助站。’然后，两人一左一右将我的双手反扣，塞进了车里，拖到了救助站。”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救助站，反正是从一个巷子进去的，他们后来告诉我说是长沙市救助站。”汤其福说，在救助站的一楼，有人问他要身份证，他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与身份证一同露出的还有几张百元大钞。

　　汤其福说，接过身份证后，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登记了基本信息，照了相，按了手印。几天后，救助站一个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男子给了他一张去武昌的火车票。“我是河南的，为什么给我买去武昌的票?”

　　该男子告诉他，不要在武昌下车，这个车可直接到河南郑州。随后，汤其福被送出了救助站。

　　“还是那一高一矮的两个男的，他们把我送到救助站门口，又叫我拿出身份证。这时他们突然一把抢过我连身份证一起带出的钱。”汤其福说，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叠钱里有三张100元的，一张50元的，一张20元和一张10元的。

　　邓银香(62岁，怀化沅陵县人)

　　“他们打我老乡，棍子都打断了”

　　在汤其福说话时，旁边一名穿黑色棉大衣的老人家一直缩着脖子看着记者。

　　她叫邓银香，今年62岁，怀化沅陵县人。她告诉记者，几个月前，在长沙火车站附近，一个怀化溆浦的老乡在睡觉，突然一群穿制服戴袖章的人冲了上来叫他起来。“可能是他没听清楚，那一群人从旁边拿了棍子，直接就往我老乡身上扑。连续打了好多下，最后棍子都打断了。”邓银香告诉记者，当时老乡的手臂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旁边的同伴看不下去了，下午就有4个人跟着被打的流浪者闹到了长沙市救助站。“可是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有打人的这些人，其实那些人当天下午又来赶我们了。后面还来了好多次。要是现在，我还能认出他们。”邓银香说，当天的情况很多人都看到了，但几个月过去了，溆浦的老乡已经回家，当时跟他去的那几个流浪者也相继离开了。

　　邓银香说，在她近一年的流浪生活里，也去过一次长沙市救助站，“那里面根本就吃不饱，没有一点油，还不如自己捡东西吃。”

　　中午12点半，邓银香和同伴架起了锅子准备煮饭。火炉是一个已经生锈的铁桶，结了厚厚黑壳的平底盆里盛着烂菜叶、骨头、几砣鱼肉，混着面条煮成一锅。“你看，这些捡来的东西还有油，在救助站里吃的都是白菜、土豆，看不到什么油。”说着，她用木棍子搅了几下给记者看。

　　王振波(30岁，望城人)

　　“救助站没有人给我水喝 ”

　　1月9日，长沙天空放晴。当天上午11时，记者见到王振波时，他正在长沙橘子洲大桥上哆嗦着往西走。

　　“冷，我要回家……”王喃喃自语，披着棉衣、在太阳底下，他依旧不停地抖动着身体。

　　“我叫王振波，望城区黄金乡人，在外乞讨已经两三年了。昨天凌晨两点，我在五一大道被送到窑岭的那个救助站。”王断断续续地回忆，“到了那，他们就打我，两个人打了我胸口几拳。今天早上才被他们放了出来”。

　　王振波苍白的脸上依旧还有着打过的痕迹，右边头发被灰白色的泥土混杂着，左边脸上还依稀留有鞋后跟的印记。

　　王哆嗦着，一路往高叶塘方向走去，在高叶塘车站出站口旁的小吃店门口，他停了下来开始乞讨。“这两三年，隔不了多久他就会来小吃店，找老板讨东西吃。”小吃店门口，不少人认出了王振波，也有人说确实曾看见过他被送进救助站。

　　“口干，要喝水。”王振波望着记者说，他已经一天没喝水了，“救助站没有给我水喝”。

　　在记者买来水后，王示意倒在盆子里。他俯下身，整个头都埋在了水里，一口气喝完了半瓶矿泉水。

　　喝完后，王又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向望城方向走去。

　　“你想就这么走着回家吗?我们送你去救助站，让他们送你回家好不好?”

　　“不去，我要回家，我不去救助站。”王振波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家的方向前进。

　　黄国纯(65岁，长沙人)

　　“只因再要一碗方便面挨骂”

　　火车站售票厅停车场后是一个流浪者聚集区，黄国纯也在此安了“家”。

　　黄国纯早些年从长沙嫁到了安徽，儿子和丈夫死于两年前的一次火灾。2011年，她回到了长沙，落脚在这个流浪者聚集区。“家里没有人了，我哪里都去不了了。”

　　黄国纯说，她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走投无路去救助站是在2012年的3月25日。“登记了个人信息，照相，按手印之后，我领到了一包方便面。当时我很饿三两口吃完后，便问工作人员能否再给一碗”。

　　“要了第一碗还要第二碗?你在外面有第二碗吗?”黄国纯说，该工作人员随后便将一包方便面砸到了她身上。

　　黄国纯回忆，她在救助站的第二天，亲眼看到一个智障流浪者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要饭吃，“工作人员二话没说，便给了他一巴掌”。

　　“你不能打人，傻子也不能打。”黄国纯说，当时在一旁的她看不下去了便说了句公道话。

　　“又不是打你，关你什么事。”工作人员冲她就是一顿骂。

　　下一页：不论大雪是否降下，只望他们温饱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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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大雪是否降下，只望他们温饱尊严

　　1月9日上午11点，长沙市天心阁附近人民西路立交桥下，栅栏围着的地面上横摆着一个大通铺，上面躺着的10名流浪者正在休息。

　　记者调查发现，这10名流浪者中，有8人进过长沙的救助站。在有过“被救助”、“被关押”等经历后，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坚决不进救助站。

　　实习生 唐俊 摄

　　一

　　1月9日，长沙寒气稍去，久雪初晴。

　　记者躺在医院里疗伤时，发生了很多事，出现了很多词。沉默无声的黑色默片，也有了详尽的配音解说。

　　迄今为止，他们有了很长很丰富的澄清，但不见一句道歉。

　　他们是急于澄清的救助者，也是报道的质疑者。

　　这是钓鱼采访吗?先解此问。或你觉得这有悖新闻伦理，或你觉得此举不堪。面对生命和死亡，这问题羸弱不堪。

　　我们的身上，压着那些卑微生命的沉重喘息。

　　数天内两人城中冻死，他们为什么不愿去救助站?我们只想弄清楚这些。

　　数天前，我们曾经通过报道，呼吁全城义捐，我们和救助者们一起去送衣添暖，但难题未解，症结不清。

　　直到遭遇救助站里的“拳师武夫”。

　　曾经，汪峰唱出了多少人的眼泪：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世事无常，众生皆或陷难解之境。

　　那些质疑者，同样也可能成为流浪者：若你敷衍搪塞，若你觉得殴打无错。

　　世事无常，众生皆或陷流浪之境。有一天，流浪的若是我们。

　　因为他们。长沙市救助站的救助者们。

　　为了他们。长沙街头冬日寻暖的流浪者们。

　　二

　　他们说：无奈上前制止。他们说：双方发生冲突。

　　生动的状语，能改变陈述的走向，但不能改变事实的本原。

　　面对三人殴打，你会反抗吗?记者戴鹏没有。

　　这些黑色的事实，你会在我们的视频里还原，你可以在警方调取的监控里发现。

　　谁给你们如此拳脚搜身的权力，这能算是无奈制止吗?

　　我们可以忘记那些质问。还好，我们还留有那段视频。

　　为了这段证据，我们坚持到凌晨近两点，去了三拨拯救者，感谢长沙警方。

　　否则，谁能逃脱那些遮蔽的言语。

　　镜头没有录下的，是一个被打数分钟的记者的高喊：我不要救助了，我要出去。

　　关于无奈，我还想说，监控镜头里，那个被捆缚近两个小时、无一救助者过问的老人，后来我们没有找到他。

　　但我耳边还有他的声音：“救救我，放开我。”我只能安慰他，我只能看着他的眼光黯去。

　　这些都要被一个词掩盖：精神病人。

　　或可束缚，亦可否认，但怎可熟视无睹。冷漠是一种危险的惯性。

　　三

　　可以澄清，允许攻击。我们可以沉默，可以独自疗伤。

　　新闻人可受伤，事实不容遮蔽。

　　再说一次初衷，即使成为枪靶，哪怕下一场殴打重来——

　　一个记者，一个失语流浪者，一场殴打，在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的救助细节，看看能填补哪些小漏洞;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重述一场往事，重述孙志刚的那段墓志铭——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可以难过，不必愤怒。

　　我们无需道歉，但必须发声。不为记者戴鹏，是为街头流浪的人们。

　　四

　　我们不会灰心，也从未绝望，这依然是我们深爱的城市，一座阳光幸福的城市。

　　阳光里会有黑子，空气中总有被污染颗粒。多数人幸福，少数人忧伤。

　　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城市的幸福是乐者自乐，安者自安。

　　我们愿为快乐的你们守望，亦愿为忧伤的你们呐喊，这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这组报道所呈现的，只是长沙市救助站里的一个小切片，部分适合呈现的事实。

　　这些回应，本不应如此冗长：我们只想融入，与救助者在一起，让冬夜露宿的流浪者们暖和一点。

　　监督只为参与，报道只为改善，呈现只为尊重。

　　不论明天大雪是否降下，我们只希望，走进长沙市救助站的流浪者们，能温饱暖和，能被有尊严的对待。■本报记者

　　行动者

　　关注流浪者我们一直在努力

　　去年11月16日，毕节五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12月8日、12月13日，云南、陕西出现流浪汉冻死街头;12月26日，民政部紧急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救助队伍当中。在此背景下，本报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积极介入到长沙流浪群体帮扶救助当中。

　　●去年12月19日，省气象台传出“雪讯”，本报开通了96258捐助热线，号召市民捐出家中闲置的棉衣、棉被，一起来帮流浪者温暖过冬;

　　(详见本报2012年12月20日A04、A05版)

　　短短几天，我们收到数百市民的“爱心”棉衣棉被2000余件，并将这些“爱心衣被”分发给了他们。

　　(详见本报2012年12月28日A03、A04版)

　　●今年1月3日，长沙市开福区一名30多岁的流浪汉冻死，本报立即呼吁管理部门制度层面上细化、无缝化，彻底保障流浪者生命底线;

　　当天，长沙市社会救助站公开承诺，建立二十四小时巡查制度，全市区县建立小分队，从早到晚巡查，要衣给衣，要饭给饭，要回家给车票。

　　(详见本报2013年1月4日A05版)

　　●1月4日，大雪，记者再度回访车站、桥洞，发现天寒地冻中，此前我们采访的熟悉面孔仍固执地呆在原处。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站?1月7日，预报中大雪将再度来临之夜，本报记者走向了救助环节中最重要的守护者——救助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