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农业社会，早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现代工业社会，早婚成为一种偏离法律规范和公众期许的失范行为。然而，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农村地区，早婚却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事。这里面，固然有部分农民家庭观念、生育观念陈旧的因素，也和那里青少年的发展困境密不可分。

　　从表面上看，早婚现象是农民“小富即安”的产物；从本质上讲，早婚现象是农民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结果。在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那些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外出务工便成为不可回避的宿命。为了让孩子早一点“收心”，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婚嫁成本，早婚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男女双方家长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狭小逼仄，辍学打工就会成为许多农家子弟的人生轨迹。不是说农民现在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用知识来改变命运，而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他们如何增添人生突破的信心和能力。倘若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过早走上婚姻之路的青少年就会少很多。早婚说到底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过度社会化，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实证研究证明，在子女“跳出农门”无望的背景下，早婚关系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早婚现象投射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也和当下农村代际关系变化和农村青少年生存生态密不可分。减少早婚现象，“控辍保学”只是治标，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改变命运的能力才是根本。就此而言，面对早婚现象我们不能进行先入为主的评判，而是要关注背后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