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距离一个政治事件太近，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陷入某些边角料。

谈资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对整个政治脉络的观察。

冬至夜那个热腾腾的话题无需赘述。如果把2014年落马的四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可以发现，每个案子，意义均不一样。

周永康一案，敲打官场，最大的一点，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

无论是石油帮，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守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政治上，则完全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无视大局。

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洛党、蜀党之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多少政治衰败，源于党争之祸。山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变种。最大的危害，是损害党内统一，这对于要求统一的政党来说，等于是个“定时炸弹”，必须拆除。

徐才厚一案，敲打的是军队系统。

党、政、军，是国家机器的三大系统。虽说，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都是党内“大老虎”。但相对而言，徐才厚主要属于军队系统。军队系统，长期以来，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更别说四总部总长，兼任中委委员。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据媒体报道，已经落马的谷俊山，正是与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敢如此肆意敛财。

如此格局，军队反腐怎么进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肆无忌惮，与监管缺失不无关系。不久前，军队审计署升格，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无疑是要破除这种现象，以中央军委直管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

苏荣一案，利剑所指向的是“一把手”和买官卖官。

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意义更明显。白恩培所牵涉的，无论是张田欣，还是孔垂柱，或是沈培平，很大的一点，就是买官卖官。说白了，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送礼，谋求晋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权，能够掌控人事变动。这两者的耦合，就引出了买官卖官这个历史性难题。中央巡视组在多个省份的巡视意见，均把一把手监督和买官卖官摆放在一起，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苏荣亦是如此。据报道，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矿产，不少江西省内高级领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变相贿赂苏，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萍乡两届原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均与苏荣关系密切。

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更是指向家族腐败。

多数人注意到了令所牵涉的山头主义和圈子主义，这个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显现。此次，无非是再次警示。而更大的信号，则是指向家族腐败。

一个政党，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精英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素质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够官至省部级，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走上这个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问题。而所谓德，既有政治伦理，也有私人伦理之分。政治伦理，用党内语言来说，就是党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对党忠诚，是不是为官有位且有为等。私人伦理，这是整个官场最大的问题。

私人伦理的涵养，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所谓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本就是传统治道。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化家为国。中纪委在发布令的通报之前，有两个铺垫，一个是申维辰，一个是金道铭，均被“双开”的理由中有一条，便是“通奸”。换言之，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私人道德就已经有亏了，还怎么谈做官之道？这是中纪委以这两个作为令“落马”铺垫的原因。而反观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败，令政策、令完成、令计划等相继落马，是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的一个反面。

所以说，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

一个名叫计划的有变，但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这是这一届执政集体的历史使命。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令案，对于整个官场，乃至执政党，最大的信号。

周案出来之后，有人曾猜想，反腐何处是尽头？无论是之前的徐案，还是之后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没有休止符。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大老虎”，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掮客”，该打的，绝不会松手，该查的，也绝不会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