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基本得以巩固，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物价稳中有降，公共债务水平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各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低速增长通道，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显著。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并产生溢出效应。2014年10月29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停止资产购买，从而结束了2008年11月以来非常规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调整的外溢效应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美国逐渐收紧流动性造成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进一步外逃，货币贬值，并冲击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另一方面，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尽管美联储已经开始退出数量宽松，并可能在2015年中进入升息通道，但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与美国背道而驰，继续实施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15%，创历史新低；将银行隔夜存款利率首次下调至负数，为-0.1%。10月31日，日本央行宣布将国债购买规模从每年的50万亿日元扩大到80万亿日元。

　　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中高速增长周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路从2010年的7.5%降到2014年的4.4%。究其原因，首先，多年超低利率环境已经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而消失；其次，随着增速放缓和非常规激励效能不断减弱，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走到尽头；再次，前一阶段各国改革带来的红利丰厚期进入尾声，支撑经济增长的政府剩余潜能遭到削弱；最后，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周期发生改变，他们趋向构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

　　多重因素引致原油价格暴跌。截至2014年12月上旬，国际市场油价从6月的年度高点下滑约40%。导致原油价跌的直接原因是能源需求的疲软和供给的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主要进口方增速放缓，美国亦因油气产量持续上升而减少原油进口，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能源需求减少；与此同时，产油大国俄罗斯和沙特近期增加或维持了产量。美国和沙特及欧佩克之间的油气博弈、西方国家借打压油价来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美国升息预期以及美元指数自美联储逐步退出数量宽松政策以来一直波动上涨，都对油价下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球债务持续上升并开始对复苏的巩固产生威胁。日内瓦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涵盖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215%。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而全球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借款成本降低，又加速债务累积。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的“有毒组合”，并不断积累的趋势。

　　西方制裁俄罗斯导致国际经济关系复杂化。2014年3月，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由此引发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对俄罗斯展开多轮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迅速产生不利影响，如资本外逃、卢布贬值、增速放缓和贸易减少。目前来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对国际贸易流向以及国家间的亲疏产生影响。如果制裁持续并不断强化，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

　　收入不均日益威胁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和财富不均到今天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据英国《经济学人》数据，当前世界最富有的8.6%的成年人口拥有世界85.3%的财富，占世界人口总数69.8%的穷人拥有的财富仅占世界总财富份额的2.9%。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也指出，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且这种局面将会继续蔓延下去。该书的出版引发各国热议和争论，也使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焦点。

　　2015年全球经济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与2014年相比，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或小幅上扬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在3.3%至3.8%之间。展望2015年的世界经济走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美国与欧日等其他重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程度与后果的严重性。随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一旦通胀抬头，美联储在2015年上半年加息的概率便会加大。在美国银根收紧的同时，欧日却在继续加大刺激力度，这种反向的宏观政策将产生多种效应，其中最显性的是汇率波动。美元升值对欧日出口复苏有利，但同时会引起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欧日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美元汇率大幅振荡还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

　　第二，欧洲经济走出低迷的可能性。2014年11月，为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泥潭，欧洲央行决定注资1万亿欧元购买担保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其资产负债表规模随之扩大到3万亿欧元的峰值。欧洲央行还决定将再融资利率保持在0.05%的超低水平。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埋下隐患。如果缺乏实体经济相应且有力的投资与增长支撑，欧洲经济很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第三，“安倍经济学”的最终效能。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仍未全面深入触及结构改革，如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过高企业税等。市场的政策预期开始减退，日本经济停滞的征兆亦随之出现。同时，超高水平的国债、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下降、农业改革进展缓慢以及虽被推迟但终将实施的消费税提高，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安倍经济学”目标的实现。

　　第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落实。2014年5月，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随即启动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中印两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直接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局面。同时，巴西、俄罗斯经济颓势能否得到遏制，亦会对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第五，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据《经济学人》杂志分析，下一次危机将来自资产管理产业。2013年，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高达87万亿美元，为银行业资产的3/4。然而这些庞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却不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而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开始成为不稳定的放大器，一旦出现问题，其连锁反应势必迅速扩散。

　　第六，地缘政治经济的走势。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将影响俄罗斯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过早成为“跛鸭”，亦为大国博弈添加了变数。作为世界能源重镇的中东，其稳定与否与“伊斯兰国”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一旦重大恐怖主义袭击在世界其他国家得手，首当其冲的便是石油供应及价格，世界经济复苏的进一步巩固亦会受到威胁。

　　第七，大范围疫情与突发性自然灾害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2014年西非国家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一些国家经济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如得不到有效控制并扩散到主要经济体，则会殃及全球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