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9月14日刊登题为《北京“鼠族”：住得起的房子是毛时代的防空洞》的文章，作者为达拉斯·罗杰斯，现将文章内容摘转如下：

　　我钻进了北京一处毛泽东时代的地下防空洞。这处防空洞被改造成了一间间狭小的宿舍，没有窗户，几乎没有新鲜空气。我的两位向导似乎有点焦虑，他们正在紧张交谈，声音很小。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学者黄幼琴(音)曾撰文指出：“北京市东城区或西城区一间普通的6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金为2700元至45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同地段的一间8平方米的地下室每月只需要约400元到800元。”

　　寻找北京“鼠族”并非我的初衷。我研究的是城市问题，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工作。2014年，我前往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内地采访外国房地产投资者和房产中介，研究中国在澳大利亚房地产业的投资情况。

　　我所感兴趣的是全球城市在住房方面体现出的贫富关系。从巨富到赤贫，研究住房领域的经济极端案例使我注意到该领域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历史层面。于是，我找到了“鼠族”。

　　我最初就是从黄幼琴那里听到了“鼠族”的故事。她告诉我，如果想了解“鼠族”，如果想了解房东阻挠我和租客交谈的原因，我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城市变迁史。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大约九成人口居住在农村。过去35年来，中国新建了数百座城市，千百万人迁移到城里找工作。

　　到北京以后，我发现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规模大得令人无所适从。黄幼琴说：“农民工是农村户口，即使他们在城里生活和工作，也没有资格享受很多福利，比如补贴性住房。他们只能找那些非正规的住处，地下室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今中国，中央政府正在设法改变这种通过户口制度管理人口流动和福利分配的歧视性办法。虽然千百万人已经脱贫，但对“鼠族”而言，户口制度仍将部分福利待遇和他们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

　　北京的这一现象代表了绝大多数21世纪的全球性都市所遭遇的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且与住房承受能力、福利待遇和经济增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