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籍人员成功拿到了中国“绿卡”，这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人马克·力文正在等待他的中国“绿卡”。在来到中国的11年里，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英语，出书，唱红歌，还在2014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际友谊奖，这些资历却没法给他带来一张中国“绿卡”。2015年，他终于等到了“绿卡”制度的松动。

雄心勃勃的中国正在把目光投向全球。这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古老国家不再满足于13亿人的智慧，正在试图改变闭关排外的传统，将全球人才揽于麾下。对于马克·力文和其他84万在华的外国人而言，这是个好消息。

今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16次会议上通过了8个重要文件，其中一项是《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针对外籍人员的“绿卡”制度，和律师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并列在一起，成为中国最高层关注的重点。第二天的新闻报道几乎都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习近平亲自审议 中国“绿卡”管理意见出炉》。

意见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据中国侨网报道，15日的会议内容已对未来方向作出了说明：“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服务工作格局。”

在专家看来，单就这项意见的决定层次而言，意义已然不小。北理工法学院副教授刘国福说：“从立法上来讲，这个（‘绿卡’制度）其实不需要到那么高的层次的，但是能够到那么高的层次，就说明高层对它非常重视，可能也就到高层，才能把各个部门给整合了。2004年是什么级别的？公安部和外交部，这次是深改组。外国人永久居留方面的事情，要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去做决定，难度还是不小的。”他曾多次参与了中国出入境、技术移民、难民等多项移民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制定，并牵头草拟了《引进海外人才法》专家建议稿。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在今年3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其中援引了汇丰集团《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的结论称，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该报告的副主编刘国福教授建议，中国应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否则，引进国外智力将在法制环境竞争先失一筹。

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的吸引力上显得很有自信，他们许诺将会放宽“绿卡”申请。

据微信公号“学习大国”披露，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了他的人才观：“当今，聚才用才应该包括国内国际，就是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

在2014年国际友谊奖颁奖典礼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做出承诺称，中国政府将继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按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办事，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来华开展教学研究、投资兴业更便捷，知识产权更受保护。

马克·力文当时就在典礼现场。但在今年早些时候，警察告诉他：“我们知道现在有些新规定，但我们不清楚这些会何时实行，也不清楚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现在国际友谊奖没什么用。”

他最终还是找到了获得“绿卡”的方法--由外国专家局向公安部发函，推荐他获得中国“绿卡”。9月21日，外专局的官员给马克·力文带来了个好消息，公安部已经通过了对他的“绿卡”审核。“如果幸运的话，”助理兼合作伙伴傅涵说：“他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因国际友谊奖而获得‘绿卡’的人。”

中国“绿卡”门槛确实在不断降低。2012年6月30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通过，当时就有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新法中的表述将“为逐步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留下空间，有助于促进引智引资工作。”

3年后，公安部在6月下发通知，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同时，公安部推出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列出入境政策措施，在上海率先实行“取消就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等措施。

刘国福称，预计将来“绿卡”门槛要求会有显著改善：“原来的要求中职位是标准之一，必须是副总经理、副厂长以上的人才有资格申请，一个单位里当一个副总以上的就那么两三个人，年轻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专门的技术人员都不符合这个标准。这就是跟官本位一样，管理人员是人才，技术人员也是人才，所以如果按照职位来算的话，大部分人都不符合申请的资格，别说批准了，所以会再增加一个类别，就是按工作年限来算。”

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

已经实行11年的中国“绿卡”一直被调侃为“世界上自难拿的‘绿卡’”。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数据，截至2013年，居住在中国的84.85万外籍人员中，共有7356人获得了中国“绿卡”，这些拿到中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大部分集中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而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单在2013年一年，美国就向全球发放了99万张“绿卡”，中国申请者排名第二，占据了7万多名额。

中国“绿卡”门槛太高，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2012年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曾有某相关部委工作人员说：“有人说(中国‘绿卡’)是最难申请的，这么说也有道理。中国‘绿卡’发挥了很大作用，比以前肯定是进步，但现在看确实门槛过高，不利于人才引进。如果你不是有天大的贡献或大公司高级职位，不是千人计划人才，那基本不用提出申请。”

根据现行“绿卡”制度，外籍人员可分为四类申请：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除却亲属投靠类，另外三类的门槛相当高。投资类要求外籍人员在华直接、连续3年投资稳定，实际缴费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美元；而任职类则是在高等院校、国家重点项目或重要外企内担任副教授、副总经理、副厂长及以上职务的人。即使是有政策支持的“千人计划”，拿到“绿卡”的人依旧寥寥。根据中组部在2014年6月的数据，按照计划分批次引进的4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只有1306人成功拿到了中国绿卡。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绿卡”被视作一种官方颁发的“荣誉”，而非一项普通的行政审批。2004年，第一张中国“绿卡”被颁发给了时年83岁的美籍女物理学家寒春。这位曾参与美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核物理学家，在1948年抵达延安后，从事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工作，直至2010年逝世。而她的老同学杨振宁，也在同一年获颁中国“绿卡”，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把卡送到他家。

2012年5月26日，北京警方曾举办了一个为3名外国人颁发中国“绿卡”的活动，曾担任北京奥运会首席经济顾问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就在其中。当天的报纸上配有范克高夫的照片，他抱着印有自己中文名字的中国“绿卡”，对着镜头微笑。事实上，在这个郑重的颁发仪式之前，范克高夫早就拿到了“绿卡”。

申请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范克高夫至今还是很不高兴。“我原先有5年的签证，所以‘绿卡’制度出来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如果当时申请的话，可能2周到一个月内就可以拿到。”这位一直为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外籍顾问在几年后申请“绿卡”时，却遇上了挫折。“天哪，这真是太难了！警察知道关于你的所有事情，但他们说要出示证明。我们去了警察那里，带着一个大箱子，装着我的各种奖杯证书，我把这些放在警察的桌子上，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拿不到‘绿卡’，那在中国就没人能拿到‘绿卡’了。他们说要这个证明，要那个信件的。最后那个警察跟我说，事实上，我们不想给你发‘绿卡’，但你太特殊了，我们不得不给你一张。”

刘国福说：“因为中国‘绿卡’数量稀少，标准太高，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倒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移民资格的审批，反而像是荣誉的审批，比如说国家级奖项，那都是标准特别高的，数量也很少。倒不是说中国‘绿卡’真的就是一个荣誉，从法律上而言，这还是一个正常的移民审批管理。”

“你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放宽“绿卡”限制，欢迎高端人才，但有一些外籍群体几乎全体被“绿卡”拒之门外。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人大量进入中国。在广州，有将近数十万非洲人聚集，他们在此地做买卖，结婚生子，定居。由于大部分都是低端劳动者，他们很难达到“绿卡”为高端人才量身定做的要求。

此外，有媒体估计，现在大约有超10万越南新娘生活在中国，2010年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仅有4.7万人。根据“绿卡”亲属投靠类的规定，申请人需婚姻关系满5年、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而越南新娘嫁到中国后，大多在家生孩子做家务，很少有缴税记录，这意味着她们需要每年办签证，无论已经嫁来中国多久。

除却政策问题，想要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还需要面对一个差异巨大且很难融入的文化。

2012年，一位在中国居住了16年的英国商人在媒体上发表了公开信《你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中国人》。他生意成功，隐居在莫干山办了畅销杂志，娶了一位中国太太，还有了两个孩子。在那封批判中国政治现实、经济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公开信中，他写下这样一个细节：“莫干山当地政府官员私下也给我发了短信，感谢我让这个小村复生成为旅游景点的贡献，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90年初期打造了这个小村）回来居住，最多只能呆上几周。”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金融链条上的一部分，但很难说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随之变得更加开放。

80年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依旧保持强烈的警惕心，刚从文革动荡中恢复的国家首都仍然保留着开国时的规定--外国人在京活动必须限制在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40华里（20公里）的范围内，其他地方的主要路段都设有岗哨，外国人不得进入。北京很多地方都立着“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识牌子。直到1995年，北京远郊100多块标志牌拆除，这座古都才真正向外国人开放。

在那个时候来北京的外国人，都必须住在专家楼、使馆区和涉外宾馆，直到2003年，北京市取消了宾馆“涉外”“涉内”区别，外国人可以在北京自由租房，甚至购置房产。原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陈阳进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引进专家多的时候，接待专家的人员要半夜到友谊宾馆排队，要不根本没有床位。为了解决外国专家的住宿问题，我们又建了一些涉外宾馆，有外国专家接待任务的单位，也大都建了专家楼，这些楼房的建设标准由外专局统一规定，略高于中国人的居住水平。”

2014年，在放宽“绿卡”条件消息发布后，有网友在“天涯论坛”的“时事聚焦”版块发帖明确表示反对，他和附和者们的理由几乎一致：“中国人多地少，若放宽”绿卡“，几代人计划生育留下的空间将会被外人占去，不公平。”在这些充斥着愤怒的帖子中，他们尤其对非洲、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移民表现出极大的排斥。

在资深移民法专家刘国福看来，制度问题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转变官员、国民对外国人的心态。“2004年出台的叫‘审批管理办法’，其他国家都叫移民法，或是永久居留办法，不需要审批二字。突出这两个字，就说明核心是管理，不是服务，不是融合接纳。首先是审，审了之后就是管。制度就是一种心态的体现，深挖下去的话，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国人要么就是向上看，见到老外就觉得要攀附；要不就是对非洲来的看不起，就没有一种平等交流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