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这样一来，小区道路就变成了公共道路，形成“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路网，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更开放的社区也有助于消除人际淡漠。但是，公众提出了不少意见：小区里跑汽车，会增加事故风险；老人、儿童的活动空间，会受到侵占；还会挤占原有业主的停车位。而且，开放已建成的封闭小区，面临着与现行《物权法》的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经历了四合院、单位集体大院，再到目前的封闭小区，唯一不变的就是“封闭性”。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深宅大院”一直是中国人共同的追求。

故宫，中国大院文化的核心代表。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7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院从小到大层层相套，四周不仅高墙森严，还以护城河进一步加强了对外隔离。

对中国人来说，有墙的地方才有家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围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繁体“國”字，表现了一个四周城墙围合的地域。围墙在中国人心中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安全与舒适，更关系着家族的兴旺与衰败。

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宅，山西乔家大院，其大院内又分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大院四周全都是封闭式围墙，高三丈有余。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围合”的看重。

乔家大院是城堡式建筑，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住宅封闭模式能在中国占据主流，一方面与封闭的农耕文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城市的起源息息相关。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缪朴认为：“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取决于帝国政府而不是公民在经济及政治事业上的进取精神。”这导致中国城市居民一般对自己城市的公共事务缺乏参与，更为注重私域空间，体现在住宅上就是四合院这种形式。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典型机关大院

1949年后，封闭大院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时间到了1949年，大批革命成功者从天南海北聚集到北京。除了少数高级干部住进了王府、四合院，大多数人无处立足。于是，大批办公楼、住宅楼在北京旧城的西、北方向出现。

众多大院连成片，各院人数上千至数万人不等，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独一无二。除了中国人传统的围墙文化之外，又受到苏联“大街坊”、“小区”概念的影响。一个大院占地动辄数十上百公顷，形成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军队的机关大院，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据说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

在当时，能住进大院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作家洪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军训部大院地图，院内包括基本的生活设施。（图片来源：《时尚先生》）

《新民周刊》曾采访总后大院子弟姜云诚，他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从白石桥到中关村，每个大院都有自己的礼堂，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3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没有一座公共电影院。

据统计，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上世纪90年代后，新型小区的楼群和围墙形成了新的大院类型。

住进封闭社区，才算过上了“人”一样的生活

上世纪90年的初期，中国的住宅建设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时期，人们也更多地从单位大院宿舍中逃离出来，从与单位同事扎堆的居住，变成更加自由、分散和多元化的居住。住宅房地产开发，规划面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大部分采取封闭小区的规划设计理念。封闭式社区不仅是郊区新建大型住宅区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在市中心的城市改造中。

从1991年到2000年，上海83%的居住小区以不同的方式被封闭起来；同期，广东封闭了54000个小区，覆盖70%以上城乡面积及80%以上人口。（数据来源：《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及对策》）

封闭社区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开始流行的，但是这一居住形式在国外一直备受争论。21世纪初，英国也曾出现增加“大门社区”的提议，然而这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封闭小区如果太多，有可能会妨碍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交往，增加种族隔离与阶级固化的风险。不过，为什么封闭小区在中国却能受到广泛的追捧呢？

传统因素不可忽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在微博中说：“中国是一个围墙社会。长城、城墙、院墙（大院、北方四合院、南方小庭院都是封闭小区）代表着一种‘划界定纷止争’，‘惹不起，躲得起’的相邻哲学。与美国人持枪自保相比，筑墙自保更为明智。”现如今，中国人仍然普遍认为小区“栅栏越高越安全，封闭越严越高端”。

中国人对于私域也重新开始重视起来。不同于大院子弟，很多住在大杂院的中国人过了几十年没有私域空间的生活，家里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整个院子全部知晓。这种环境生活久了，自然对私域空间更加渴望。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时期，不少脱离大杂院住进楼房的人甚至认为，这才算过上了“人”的生活。

安全因素是中国人喜欢封闭式社区的最直接理由。1978年后，中国居民的收入不断上升，但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提高。今非昔比的日常生活让许多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对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产生怀疑和恐惧，封闭式社区无疑成为了立即增加安全感的良药。

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也是造成封闭式社区盛行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可以拿到一大块完整的土地进行建设，这在很多土地私有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例如，中国一个小区通常占地达12-20公顷，内含2000-3000户；而美国的封闭式社区平均只有291户，其中有一半只有150户或更少。而开发商也更愿意通过建造封闭社区来提升土地价值。

封闭社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大量封闭社区的存在使得交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初北京规划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住宅小区，方庄住宅区几乎把南二环和南三环连成一片，但在南北1.4公里的跨度中，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蒲方路，不仅小区内微循环的效应不能显现，更无法为外界提供交通便利。

类似的问题在后来建设的天通苑社区也有体现，庞大的社区虽然内部路网纵横，却只有立水桥一个主出口，实际上很像一个“大院”。大量大院和封闭社区的存在，使得北京的路网密度不到其他国际大城市的60%。

封闭式社区除了带来交通问题，也加剧了居民对“外面”的心理恐惧。加拿大建筑评论家博迪认为：“当环境中充满毒品、犯罪及日益恶化的重组关系，‘在里面’就成了被保卫、支持、爱护的有力象征，‘在外面’令人联想到被暴露、孤立及软弱可欺。”这种心理也会降低居民外出的欲望。

不过，封闭社区的出现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使得业主自治成为可能，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正是很多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第一步。

至于打开已经建成的封闭社区，除了前文已经说到的民意难题和法律难题，还有诸多的现实难题。大连市2004年就宣布逐步取消封闭小区，然而近10年来，这座城市还是新建了700多个封闭和半封闭小区。

站在中轴路上，马路两边是一模一样的两个总政大院院门。（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至于打开单位和机关大院，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据《中国国家地理》的报道，1990年北京亚运会，规划亚运村用地时，北京北部条件优良，唯一的障碍是要穿过总政大院，北中轴路就在这里成为“断头路”。后来，是经过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准，才将总政大院一分为二，中轴线得以向北延伸，成就了后来的亚运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