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5日刊出美国学者文章称，大西洋两岸呈现出一些有趣的选举特征：年轻人投票方式与年长者大相径庭。一个巨大的分歧已经开启，它与收入、教育或性别的关系不大，而与代际关系较大。

　　文章摘编如下：

　　冷战结束时，一些人还没有出生，而另一些人还是孩子。

　　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美国人和欧洲人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得和父母亲住多久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独自生活的工作。

　　这一代人期望安稳的就业，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个避暑别墅，最后有合理的保障从容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当今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不管他们位于收入分配的哪个位置。他们一辈子都得为失去工作岗位担忧。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工作，常常必须先干一到两份无薪的实习生工作。而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成绩比他们更好，他们撑不了一两年没有工作收入的日子，也没有人脉在一开始就找到实习工作。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会问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费贷款，这往往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会想太多退休后的情况。如果他们去想这个问题，他们会被吓坏：在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的情况下，得有多高的储蓄(除了聊胜于无的社会保障之外)才能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层儿童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辈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讨厌另一种处境：“全零开始”，手握一手烂牌，无法让他们争取到任何东西，好过上曾经被视为基本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这些不平等性无法轻易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面对困难的包括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所有事情都做“对”的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经济持续萎靡的罪魁祸首带着巨额奖金全身而退，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目睹这一切让他们更加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被操纵。

　　欺诈层出不穷，但不知怎地，没人真正犯过这一罪行。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确实如此，但只是顶层1%的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失去信任，是当下政治摆脱不了的三个现状。

　　换汤不换药不是办法。这也是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失利的原因。美国的情况则有点奇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比赛谁更能蛊惑人心，纷纷抛出可能适得其反的提案；而两位民主党候选人的主张确实能带来真正改变，但这可得过得了国会这关。

　　如果我们不承认问题，就无法解决问题，我们的年轻人承认问题，他们感觉到缺少代际公平，并且理应为此愤怒。(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