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杜雯雯）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寨下镇，近20年来，因村民凭开锁技术结伙盗窃，长期累积下负面口碑。有媒体统计，这个人口约5万人的小镇，曾有1200人次因盗窃获刑。在当地公布的一份90人的通缉令中，寨下的逃犯约占三分之一。这里一度被冠以“盗遍全国的小偷村”的恶名。

　　在近期的整治行动中，全镇张贴打击盗窃的标语，警方入驻各村追逃犯，逐户签承诺书。近5年来，当地政府通过“民风兴镇”等文化建设工程扭转民风。有坐过牢的村民“金盆洗手”后成了创业先锋，寨下还被评为2015年度江西省级文明镇。

　　但这也引来“小偷村何以评为文明镇”的质疑，寨下在“摘帽去污名化”的过程中，仍面临转型的尴尬之痛。

　　全镇以待 电线杆贴警示标语 宣传车来回巡逻

　　若不是竖立在镇子入口处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严厉打击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等标语，人们从一旁的国道经过时很难一眼看出，寨下镇与普通的村镇有何不同之处。这座户籍登记人口为4.9万余人的小镇，坐落在宜春市袁州区北部，从宜春市区开车前往需要约50分钟。

　　从镇子入口右转，沿着水泥路一直朝东深入，沿途的每一根电线杆上，都张贴着长方形的白底红字警示标语。居民楼的水泥墙上，除了常规的红色横幅，还贴有一层楼高的大型警示语。

　　这些标语的语气从和善的规劝到严厉的警告，“法网恢恢，盗贼难逃”、“盗窃可耻，玷污一生”、“治安防范搞得好，歹徒作案没得跑”、“打两抢、反盗窃、齐努力、保平安”等等。一辆亮橙色的宣传车两侧贴着“反盗窃”、“追网逃”的字样，在镇上的主要道路上来回巡逻，隔着数十米都能听见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宣传词。

　　专项整治 公开通缉90名逃犯 已有53人归案

　　两个月前，在贵阳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盗抢骗”犯罪工作会议上，宜春市袁州区被公安部列为地域性“技术开锁入室盗窃”重点整治地区。4月底，袁州区开始了一场名为“打击整治寨下及周边乡镇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的专项行动。袁州公安发布了一张通缉令，公布了90名在逃犯照片及基本情况。

　　这份90人在列的通缉令还附带《致全区广大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和《关于敦促“袁州籍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犯罪”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这些被贴在寨下镇镇政府、各村委会及公示栏处。每个逃犯到案后，其照片都被签字笔打上钩。

　　《法制晚报》记者梳理发现，这90名被通缉的在逃犯全部为男性，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仅17岁。袁州公安5月25日晚在微信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53名在逃人员归案，兑现举报奖励51笔，共计51万元。

　　寨下现象 以械斗闻名 逃犯占名单三分之一

　　在宜春，跟“老表”（当地方言，指江西本地人）提起寨下，大多数人对其印象不佳。从宜春前往寨下的出租车上，开车20多年的司机老李对记者说：“以前那个地方成群结队去外地偷盗的人很多，民风特别彪悍，现在好多了。”

　　老李对寨下的“偏见”并非空穴来风。早年间，由于宗族派别和土地边际的纠纷，寨下一度在当地被冠以“械斗之乡、纠纷之地”的恶名。后来又出现结伙偷盗、技术开锁、结帮好斗、聚众赌博等集中性的违法犯罪现象。

　　寨下共有16个行政村，2009年撤乡建镇。在这次警方公布的通缉令中，寨下籍的逃犯约占整个通缉名单的三分之一，共计29人。寨下镇的29名逃犯中，长乐村的村民最多，共有6人。

　　父带子盗窃

　　开锁技术日渐“精进”

　　记者抵达长乐村村委会时，这里正在修缮，村支书梁安庆就站在门口的沙石堆旁。在结束17年的村主任工作后，梁安庆在村支书岗位上已工作了两年，在这个大部分村民都姓梁的村庄里，他对本村的情况十分熟悉。

　　梁安庆提到，现在长乐村4000多名村民中，有近四成选择离开农村老家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几乎都是小孩、老人和妇女。

　　村里大多数家庭靠种植水稻为生，家里如果有外出打工的劳力，年收入能有六七千元。纯务农的人家，年收入不会超过四千元。

　　“我们村土地比较少，离城里也远，做过一些农产品，销路也不好。” 梁安庆说，长乐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伴随着全国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大潮流，长乐村的年轻人为了改善家中的生存状况，纷纷前往沿海等地寻找工作机会。

　　“那时候我们村的男人都去深圳宝安打工，宝安这个地方有全国各地的人。或许是打工太辛苦，也可能是受别人影响，有些村里人就开始干偷东西的事。”梁安庆说，情况发展到后来变得更糟，老乡带着老乡，哥哥带着弟弟，甚至父亲带着孩子，结伙去往外地入室盗窃并流窜作案。他们的手段也越发“高明”，从最开始的暴力撬锁，发展到如今的技术开锁。

　　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这些不断“精进”的开锁技术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进入全国各地警方的视野。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6年前后，寨下人在全国各地结伙“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的案件经历了从萌发到高发的变化，他们也被贴上了“偷遍全国”这一不光彩的标签。常年累积下的负面影响，使得寨下的各个村被当地人称为“小偷村”。

　　警方追逃 26个工作组驻村 逐户签订承诺书

　　尽管此前寨下也严打此类违法犯罪，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几乎全都在外省流窜作案，当地警方多以协查的形式参与。据此前媒体报道，当地警方最多一年接到200次异地协查函。

　　这次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当地警方和政府眼中，力度是空前的。4月底在袁州区召开的专项整治动员大会上，袁州区区委书记郑声宝表示，要确保摘掉地域性“技术开锁入室盗窃”的“帽子”，为寨下、袁州、宜春乃至江西挽回形象。

　　5月9日，宜春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万秀奇也提出要求，要核实各地村民务工情况、经济收入、人员去向等信息，逐户签订承诺书。有犯罪前科人员及其家属的信息要逐一排查，把潜在的高危人员排查出来，建立袁州区技术开锁职业犯罪的“大数据”信息库。

　　一位驻扎在寨下某村的基层民警向《法制晚报》记者透露，这次的专项行动中，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区公安局共计78人组成了26个工作组，3人一组进驻到寨下镇的各个村庄。“从5月5日开完动员部署会，各个工作组入驻村庄已经20来天，有专门负责抓捕的，也有我们这样到各个村子里给家属做工作的，抓捕和宣传两头都不放松。”该民警表示。

　　每天，26个工作组需要将逃犯到案情况及数据统计给“专项办”，“专项办”核实后，在袁州公安微信公众平台统一对外发布。

　　治理成效 近4年盗窃人数 较早前下降9成

　　此前媒体曾披露，约5万人的寨下镇曾有1200人次因盗窃获刑。“这个1200人次的数据应该是早前二十年的数据，算下来每一年因盗窃获刑的约60人次。”寨下镇党委副书记邹清云说，他们统计了2012年到2015年的数据，4年间总共有22个罪犯未到案，平均一年不到6人次，比以前下降了9成。

　　邹清云表示，虽然寨下的逃犯人数是名单里最多的，但大部分是早些年犯案后遗留下来的逃犯存量数据。近些年寨下的犯罪率呈锐减态势，“以前的1200人次获刑，不代表寨下的现状。”

　　邹清云的说法，法制晚报记者从袁州多名民警处得到了证实。一名工作组的民警说：“寨下盗窃问题早几年比较严重，2005年、2006年是高峰，现在确实已经好转了很多。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类型的犯罪，想要一下子杜绝是不太现实的，需要一个过程。”

　　扭转民风 力推好人文化 出狱村民成创业先锋

　　对于寨下近二十年来累积下来的负面影响和较差的名声，当地也尝试找到源头，去改变局面。

　　“有人说，是因为穷导致的犯罪率高，我不同意，不完全是经济的问题。”邹清云说，江西乃至全国的乡镇，比寨下经济差的地方还有很多，但并没有出现这样密集的犯罪情况。“最主要的还是民风问题。”他如是说。一名常年在寨下工作的派出所民警认为，犯罪单靠打击起到的作用有限，打击只是一个手段，最终还是需要扭转民风。

　　寨下扭转民风的工程并非刚刚开始，早在五年前镇里换届之后，“民风兴镇，文明寨下”的思路讨论成熟，2012年“民风兴镇”项目在全镇铺开。

　　民风兴镇给寨下带来不小的变化，负责民风兴镇项目的邹清云认为，犯罪率的锐减也归功于民风的改善。随后，镇里开始力推好人文化建设，好人发布榜、好人表彰、好人关怀制度、从娃娃抓起、小手牵大手等诸多项目被推广开来。

　　在寨下镇努力扭转民风的近5年时间里，很多村民因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热心公益、敬老爱亲等事迹被评为好人，甚至曾经有坐过牢的村民“金盆洗手”之后变成了镇里的创业先锋，寨下镇还被评为2015年度江西省级文明镇。

　　转型尴尬 获评文明镇遭质疑 公务员很郁闷

　　在邹清云看来，扭转民风的项目是成功的。“比如对盗窃行为的认可观念，很早期的时候有些村民不把盗窃作为耻辱，反而认为赚到了钱。以前有父亲带着小孩或者亲戚去做这种事，这几年通过法制教育转变了，送小孩去读书，经济条件更好的还送到市里读，去年寨下镇考上大学的就有70多个小孩。”

　　但令邹清云没想到的是，寨下被评为文明镇一事很快在网上发酵，批评和质疑声随之而来，甚至网络上有文章质疑，“小偷村何以评为文明镇？”

　　面对以上质疑，邹清云表示，寨下过去长期积累的污名，和现如今因民风改善而得到的表彰并不矛盾。

　　“我天天在这里，能感受到变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鼓励好人文化，好人多多的，坏人少少的。我们会加速转变民风的过程，但改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邹清云说。

　　一位寨下镇基层公务员在谈及上述质疑时，表示自己感到“很郁闷”：“我总觉得我们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压力特别大，如今的成果来之不易。”这名公务员说，文明镇的评选从区里到市里、省里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评选标准。“打个比方，一个常年考90分的人考了98分没什么，但一个常年考40分的人考到了90分真的不容易。我想不通，难道一旦做过坏事，就不能成为好人了吗？”该公务员反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