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81岁台湾老兵高秉涵受访时，感叹无力改变文化“台独”， “4个孙子孙女，她们可以说全都是现在的小‘台独’”。他问小孙女，“我们国家最长的一条河是什么？”，“淡水河！”。“长江黄河呢？”，“那又不是我们台湾的！”今年7月，他决定带着他们回到大陆，认识认识中国文化，看了黄河、拜了孔庙、登了泰山。他相信，文化这个东西，是断不了的。

高秉涵：我现在给爸爸妈妈说几句话，今天我的妻子、女儿、外孙、孙女都来了，今天来看老人家，因为她们没来过，第一次来。

2016年7月4日，山东菏泽高孙庄81岁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父母的坟前反复叮嘱孙女们，要永远记住这里是自己的“根”。

记者：最大的几岁？最小的几岁？

高秉涵：最小的10岁，最大的15岁。

记者：一共四个。

高秉涵：一共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两个女儿，有生之年我想都计划让她们回来，一个是认识认识姥爷的根在哪，爷爷的根在哪。

高秉涵获评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出生在山东菏泽的高秉涵，13岁的时候随老乡前往台湾，56岁第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很多人对这位老人的了解来自于中央电视台2012年度感动中国的颁奖现场。

“感动中国”人物高秉涵颁奖词：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

从台湾当局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以来，高秉涵受一些老乡的临终嘱托，陆续将台湾老兵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20多年来，他先后义务将100多位台湾老兵的骨灰带回了大陆老家。

高秉涵：岳大哥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把你的骨灰交给你的孙子了，还有外甥，我想你已经安心了，你是一个爱乡的人，我们都是爱乡的人，希望你安息吧。

在我心目中，老哥你们还活着，并没有死。我抱的虽然是你们的遗骨，但是就如感动中国的最后一句话一样，我抱着一坛又一坛，不是老兵的遗骨，而是满满的乡愁。

高秉涵带孩子们祭祖

带孩子们参观故乡

正是因为装着满满的乡愁，对于高秉涵他们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来讲，回家，就成了天大的事情。高老说，这些年两岸交流频繁，他每年至少要回大陆两次，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春天是作为儿子，回来祭奠自己的父母；而秋天，则是到曲阜参加祭孔大典。但今年，他却把回家的日子改到了7月份。

记者：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变了时间？

高秉涵：大热天的趁暑假，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回来，我主要是带它们，趁暑假期间，带她们回来。因为她们没有到大陆来过，她们更没有到我的故乡菏泽来过。认识认识中国的文化，到黄河看看，孔林、孔庙，到泰山，水浒里的梁山。

记者：这些东西都是她们的课本上，或者她们的教材？

高秉涵：都有。

记者：都有和实际看，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高秉涵：我叫她们实际看一下，她们认为那是中国的，好像跟台湾没关系。刚才济南电视台跟着我，济南市的电视台跟着我，他就问那个最小的小外孙，10岁，“你是中国人吗？”，“我不是，我爷爷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

记者：您听到她的这个反应，您什么反应？

高秉涵：我就是心里面很苦，很苦。

记者：苦？

高秉涵：因为我现在感觉到有点无力感，这个要多说一点，因为她们这四个人，可以说都是现在的小“台独”。

记者：我有点想不通，高老先生，您这一辈子，心都在找自己的故乡，不仅心在找，您也在用行动在找。您是她们的爷爷，姥爷，怎么可能在您家里面，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秉涵：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台独”，这个太厉害了。

原本高老希望等孙辈再长大一点，懂事之后，再回故乡，但形势并不随他所愿。因此他把这一计划提前到了今年的暑假。

高秉涵：我希望能带她们回来，认祖归宗。我多讲几句，自从李登辉“去中国化”，蒋经国死了以后，李登辉“去中国化”，然后李登辉又连任了八年，接着陈水扁，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去中国化”很明显。原来的是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当然包括台湾地理、历史，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是他把它分开，中国地理，台湾地理，他把中国地理列入外国地理。

记者：但是您没办法？

高秉涵：像这个情形，孩子都是一样。没有读书的时间，父母讲的是真理，一上了小学以后，老师讲的是真理，书本上讲的是对的。

记者：那您有没有在家里面也跟这个书本也争过，爷爷告诉你们，台湾是整个祖国的一部分。

高秉涵：争不过，没办法，孩子们说爷爷说得不对，书上说的是对的。

记者：您有办法吗？在您的家里这个小范围内，您有办法吗？

高秉涵：我没办法改变，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这二十年形成的小“台独”，现在投票给蔡英文的，就是那二十年开始的那些小“台独”的票，集中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高秉涵下决心要带着孙辈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感受文化的根源。为此，这次暑假之行中，他首先安排孙辈们回菏泽老家扫墓祭祖，之后又带她们看了黄河、拜了孔庙、登了泰山。

高秉涵：台湾本身没有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本来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但是现在他们书本里面怎么教的，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周公，一直往下传过来，民进党教的东西，认为台湾老祖宗就是原住民，原住民是台湾的老祖宗，就是山地人。

记者：可是您觉得，您一己之力，带着几个小孙女，能改变什么呢？

高秉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只是尽一个匹夫的责任而已。我这次来的重点有四个字来代表，一个是认祖，一个是消“独”。那个“独”是“台独”的“独”，要消除“台独”，消除我小孩的中毒。

记者：那您带着孙女到济南看看济南的情况，再回到菏泽，看看菏泽老家，您觉得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高秉涵：现在没办法完全看到效果，她们唯一说的是爷爷真伟大。为什么？因为有二十几个记者，从7月3日我下飞机一直跟到我昨天。

记者：爷爷是个人物。

高秉涵：觉得爷爷是一个人物。

记者：还有呢？

高秉涵：另一个她认为中国人很厉害。因为什么，在她们的小脑子里边，中国很糟糕。为什么？台湾的媒体一直播大陆是最坏的，大陆好的不提。

记者：其实我理解您的意思，并不指望这一次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可能这一次会让她们有这种认识上的改变。

高秉涵：我认为这个改变不是马上看到的，但是我的目标一个是让她们知道，爷爷、外公生命源头在这里。

高秉涵与母亲

菏泽是高秉涵出生长大的地方。他忘不掉1948年的那个清晨，十三岁的他离开母亲，离开家乡的场景。当时，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母亲担心时局更加动荡，决定让高秉涵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临行前高秉涵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响头，母亲拧着耳朵叮嘱他，如果学校解散，要一直跟着人流走，要活着回来。

高秉涵：因为母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两句话，一个是“你要活下去”，一个是“母亲等你活着回来”，就是这两句话。

记者：不会觉得再也见不着面了？

高秉涵：对，她认为大概见着面的机会不多了。

记者：她意识到了？

高秉涵：她意识到了。

记者：但是您没意识到？

高秉涵：我当然不知道，我这个时候因为年少，不知离别。母亲看穿了，国民党大势已去，但是她要我多活几年，叫我赶快走。

不知离愁的少年，离开了母亲温暖的羽翼。在南京“流亡学校”，高秉涵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不得不开始逃亡的生活，他杵着一根木棍，始终按母亲说的，跟着人流，努力求生。

记者：您是跟着什么人在走呢？

高秉涵：跟着逃难的难民群。

记者：你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高秉涵：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要到台湾。

记者：您一个人，那么小的一个小孩，跟着谁走，也不知道目的地，这路上出现什么情况，谁管？

高秉涵：没有人管，没有人管。

记者：不知道前途在哪？

高秉涵：对。

在混乱的逃亡人流中，他的双腿被别人手中滚烫的热粥泼伤，伤口反复腐烂生蛆，时隔六十年后，大块黑色的疤痕仍然附着在腿上。经过六个月的跋涉，十三岁的高秉涵跟着大批流浪的人，来到厦门的海滩，被人流裹挟着，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

记者：真挤上船的时候，想什么呢心里头，能不能回来，害不害怕，能不能回头？

高秉涵：我一开始流泪，后来掉泪没有人同情你，所以我就不掉泪。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随时可以死，我在死和活之间的缝里，因为我小，在挣扎，所以我已经没有怕的感觉。

记者：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来说能适应吗？

高秉涵：如果我不走，我不忍，我不往前冲，就是死路一条。

在海上漂流数日后，高秉涵随逃亡人流到了台湾。举目无亲的他睡在台北火车站，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 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记者：您这三个月，跟猫狗抢食，在垃圾场跟猫狗抢食，您有没有心疼过自己？

高秉涵：没有，我想大概你们体会不到，一个人，我可能随时可以死，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些，不流泪了，也不可怜自己。你可怜自己，没有人同情你。

与猫狗抢食吃了三个多月之后，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点，成了台北火车站站台上的一名小贩，虽然收入很低，但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当时动荡的生活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因为母亲的嘱托，他始终随身带着小学师生毕业照，和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靠着这份证书，高秉涵一边劳动维持生计一边攻读了中学，之后又有机会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

记者：你渐渐还抱，过一段时间我就能够回到菏泽去看我的老娘去。

高秉涵：那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知道。

记者：那时候肯定不通信，你会写信吗？

高秉涵：有写信，也写，写了就撕掉了。因为这个还不能，那时候别人不能看到。

记者：您知道这信寄不出去，甚至写下来被人看见都会有麻烦，那干吗还写？

高秉涵：这是一个疏解，想家一个唯一能做的办法。

记者：您都写什么？

高秉涵：想娘这几个字是每封都会存在的，娘我想你。

记者：但是写的时候知道娘也收不着，自己写完了还得撕，这心里得多难受？

高秉涵：对，我写了以后，心里边就比较。

记者：痛快了？

高秉涵：痛快一点。

与绝大多数撤退到台湾的人一样，高秉涵最初以为这个小岛只是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住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大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等待格外漫长。他在台湾当兵、做法官、干律师，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家中的老娘。他说，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海鸟，飞过大海，回到了故乡。

记者：不都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您娶了媳妇儿，你觉得忘了娘了，还是觉得这个娘在心里边越来越更放不下了？

高秉涵：娘我还忘不了，我是从来不过生日。

记者：为什么？

高秉涵：因为我母亲生我那一天，是母亲的大难日，母亲拼命生下了我，那时候难产，没有西医，那就危险，所以我不过生日。

再后来，高秉涵发现回家无望的时候，他便开始拼命地把家乡的每一个记忆，变成文字，写在日记本上。

高秉涵：我就记我家的人、事、地、物、小草、动物，我都记。记我家的人，记我的老娘，我的外婆，我的奶奶，奶奶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她娘家是哪的人。

记者：您是不是也怕忘了？

高秉涵：对，我就是怕忘了，我把这个我要交给我的儿孙，知道家乡的情形。好，我隔壁是二公爷家，二公爷有几个孩子，大孩子叫什么名字。

记者：您干吗把邻居也写上？

高秉涵：都写。

记者：为什么？

高秉涵：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写，我的瓜有西瓜，冬瓜。

记者：不只亲戚，还有瓜？

高秉涵：对，什么都写。

高秉涵拼命地记，就好像给自己家拍照片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秉涵珍藏日记的房间。日记毁了，思念依旧。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寄出了他离别母亲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宋书玉是他的母亲。

记者：那您怎么能知道，那个开会的就有大陆来的学者，您也不知道吧？

高秉涵：不是，那时候知道。临行前，台湾当局对我们出席的人，出席有三十几个，行前有一个聚会，开会就是决定，说是到那边去以后，这次有中共的代表，对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免得跟他们交谈，有“六不”。

记者：正常的交往都不许？

高秉涵：都去掉，而且是大家互相监视。

记者：那就奇了怪，那您这么多“不”，您还偏要带一封信过去？

高秉涵：别的没办法，信出不去，我要告诉我的母亲，我还活着。

记者：三十年过去了，您最想知道关于老家的什么事，关于娘的什么事？

高秉涵：我就是看我母亲还活不活着。

记者：但是人家说了有“六不”，只要这信出去，一定是违背这“六不”的。

高秉涵：那当然了。

记者：怕不怕？

高秉涵：当然担心这个信没有出去。

记者：还是怕是吧？

高秉涵：还是怕。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国去，寄给我的一个美国的同学。

记者：这是什么步骤呢？

高秉涵：由美国的同学从美国寄。这样从美国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上面没有提到我在台湾，我从美国寄，我也怕母亲知道还有后遗症。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东发来的家书。这封信是经香港，寄到台湾的。发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洁。

记者：您还记得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种心情吗？

高秉涵：其实我收到这封信，我没有拆，当时我不敢拆。

记者：怕什么呢？

高秉涵：怕这个信里边，我走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并不好，不在的几率很大。但是我要拆开信，真的她不在了，那我就永远看不到母亲了，我要不拆，我反而永远有个希望，我就没有拆，我太太说你大陆来的信，你怎么没有拆。

记者：不敢。

高秉涵：我说了，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记者：几天之后拆的？

高秉涵：第二天晚上。

记者：这一宿能睡得着吗？

高秉涵：抱着信睡觉的，第二天吃过早点，是礼拜天，我就把信拆开了，看了第一段，母亲走了。下面我就没再看。

记者：娘没了，这个消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秉涵：一切思念都是空白的了，都是空白的了。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把对娘的思念与故乡连在了一起，为此，他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1982年，曾经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山东菏泽老乡卞永兰女士回大陆探亲，路经台湾，很多同乡希望她帮着带这个东西带那个东西，但高秉涵却恳请她带一些家乡的泥土回来。

记者：有多少人托她办事？

高秉涵：几十个。我一看，我不要叫她再做什么了。

记者：为什么？

高秉涵：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她太累了，没办法做这么多，我说我想家，想妈妈，就会想到土地，故土，是我们心目中落地生根的地方，带一点泥巴，带一点泥土吧。

卞永兰女士的那次大陆之行，从菏泽带来了整整3公斤泥土。她回到台北的第二天，高秉涵迅速组织在台湾的菏泽同乡聚会。会上他提议把这些家乡泥土分给大家，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直到今天，高秉涵还清楚记着，当时分土时的场景，所有人都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着，四周静得“连落下一颗尘土都能听得见”，负责分土的人就是高秉涵。

记者：您怎么知道大家都需要？

高秉涵：我认为大家需要土的这个情绪，要比吃那几个枣要来得浓。大家一鼓掌，说高秉涵是律师，是讲正义的，公平，由他来分。一户一汤匙，拿个筷子把那个汤匙要弄平，不要有的鼓起来，也不行，弄平，凭菏泽身份证，你不要冒牌，看身份证，身份证是菏泽就菏泽，你郓城，郓城不行。

记者：多少人分这一坛土？

高秉涵：有五十几户，有上百人。

记者：外人肯定不能理解你们这么做。

高秉涵：不能，我讲好的，只有高秉涵多分一瓢，因为高秉涵执行分土公平，这是对高秉涵的报酬。

作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两汤匙泥土，他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与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放在一起。而另一匙泥土，则成就了一场连续七天，抚慰思乡之痛的仪式。

高秉涵：这另外一瓢我分七次把它喝掉了。我喝的时候前两次，因为我喝都是晚上，十点多睡觉以前。

记者：为什么选那么个时间？

高秉涵：因为我喝泥土的时候，我想我一定很痛心，很激动，我想喝了以后就闭着眼睛睡了，免得儿女看到。

记者：不想让他们看到。

高秉涵：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我喝第二天、第三天，我女儿到下面来找东西，我那时候正在喝那一杯泥土，女儿一看我在掉泪，爸爸你怎么喝水在掉泪？我跟她讲我说这个是菏泽的泥土，我说我在喝菏泽的水，我去给我拿了毛巾，她就到上面给我拿个毛巾。

记者：您觉得您女儿能理解这么做。

高秉涵：她理解，后来我就每天晚上十点钟，女儿拿毛巾给我。

1987年10月15日，随着两岸交流日渐增加，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重回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

记者：我们从小就背一句古诗，叫少小离家老大回。

高秉涵：的确，近乡情更怯，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原来是没有希望回家的人，突然有希望回家了，才真的有这种感觉。

记者：怕见到什么？你不是连它一根草都想吗？

高秉涵：第二天一早还下了小雨，我弟弟讲再雇一个车，到我那个小高庄，大约还有三十华里，下了小雨走到半路，我叫那个师傅开快点，恨不得一步到家。但是弟弟讲了，大哥前面那个树林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家高庄，马上到了。我一听马上到了，心脏跳动加快，马上就感觉到浑身有点发抖。原来我叫那个司机开快一点，后来叫他慢一点。

记者：司机还得想，你到底是想快还是想慢。

高秉涵：对，那个司机就笑一笑，回头说你刚才叫我开快一点，下着小雨因为又不是水泥路，是泥巴路，路又窄，开车就跟划船一样，你叫我快我不能快啊，太快会开到田里面去。

记者：他哪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

高秉涵：对啊。

到了村口，高秉涵却不敢走进去，半个小时才终于迈开了脚步。

高秉涵：到了村东头，我弟弟讲，我们先不跟你，大哥你自己先走，你转一圈，你认认看，我们老家是哪一栋房子，你还认不认识，我们的井在哪里，我们的碾在哪里，你看一看。因为我穿的是西装，我就从东头走到西头，这个西头的井边上，有几个老人在那里抽烟聊天，他看我东张西望的，他说先生你找谁。

记者：这是乡音听着耳熟吧？

高秉涵：对，我想找谁我也说不清找谁，因为我不知道有人突然问我找谁，我说我找高春生，因为我小名叫春生。

记者：找自己。

高秉涵：这位老先生讲，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死到外地了，我说高春生死了，死了。

记者：自己回家了，结果回家听到人家村子里面的人说你早都死了，这心里什么滋味啊？

高秉涵：又痛心又好笑。我一看这位老先生很像我的堂爷爷，他的大名我不知道，他的小名叫一二三的三乱，乱七八糟的乱，叫三乱，我说三乱在不在？他说我就是，你是谁？我说我就是高春生。“哎呀你还活着！孩子你还活着！”我们两个就抱起来了。

记者：你说这招呼打的。

高秉涵：你刚才问我，近乡情怯。怯什么，不知道，莫名其妙。这个只有无望回家的游子，偶有回家的机会才有这个感觉。

正是因为体会到思乡之苦，高秉涵理解那些和自己一样，在台湾漂泊半生的老人，都怀有和他一样的回乡之梦。所以，他想尽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梦想。在台湾，高秉涵成为一些菏泽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

高秉涵：去年有个老乡96岁，双腿因为糖尿病截肢了，住在医院，从医院打电话来，医生跟我讲说，他这个心脏随时会停止，他说你看你是他的紧急联络人，所以通知你最后见他一面吧。他说他的脑子很清楚，我一到医院，我一看到是朱大哥，我马上握着他的手，他的眼睛都不动了，就瞪着眼睛，我马上握着他的手，我说朱大哥，我说你放心，我一定陪你回去，这个时候他的眼睛那个泪就掉出来了，我马上用手把他的眼睛给他捂住，我说不要哭，老弟绝对会实现我的承诺，你的一切我会办得很好，不要哭。我就把他眼睛捂住，他的眼睛闭住了，这时护士和大夫也在掉泪，他说高先生，他就是等你来，你说带他走，他脑子很清楚，他就走了。

记者：您最后有没有带他回来？

高秉涵：回来了。

记者：送到哪了？

高秉涵：就送到济南。

随着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他已带了上百坛骨灰回家。高秉涵说，等他自己百年之后，他希望孩子把他的骨灰，也带回故乡，安葬在自己娘的身旁。为此，以前从来不过生日的高秉涵，在自己80岁的时候，过了生日，许了愿。

高秉涵：所以我在80岁生日的时候，我太太，我的小儿子从澳大利亚也来了，他就说给你过个生日吧，说80岁了，我说好吧，就买蛋糕，点上了蜡烛，叫我许个愿，但是这个许愿是不讲的，我许愿就是尽快能够看到母亲。

记者：80岁？

高秉涵：80岁，尽快地能够看到母亲。

记者：您这话什么意思呢，80岁，十几岁就没见着？

高秉涵：就是唯一的一个希望，这是每天都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太太问我，你的许愿，你写的什么，我说想娘，我太太马上掉泪了，你看你80岁了，还是不忘娘，不忘了要回家。

记者：您现在80多岁，自己都活成老者了，这漫长的都半个多世纪了，您最想和母亲做什么是没做的？

高秉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对于“孝”我交了白卷。

记者：有太多想做的事了。

高秉涵：我有太多想做的事。孔子有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孝至始也就是最起码做个孝子，最起码要做到把你的身体保护好，因为这是你父母留下给你的。他第二句话立身行道，立身，身体的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显是显耀的显，孝之终也，这是孝的最高点，终就是最高点。但是我那个文章里面，我说我交了白卷，在嘘寒问暖这一方面我交了白卷，没有机会。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尽孝了，因为我把这个孝移转给社会，我孝顺了这个社会，孝顺了这个家国，我的孝顺让父母地下有知，他们会含笑九泉，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教书的先生，都是教人家如何孝，所以说我的行为，让我的父母扬名，显耀了我的父母，所以我尽孝了。

高秉涵曾为自己的一个孙女取名为佑菏，是保佑山东菏泽之意。他还在台湾创立了菏泽同乡会，并被推选为会长。一起为家乡捐资筑路，捐赠图书，设奖助学。传统文化、家国情怀支撑着80多岁的他在两岸之间往来奔走。而这次带着孙辈的回乡之行，反而让他多了一层对未来的牵挂。

高秉涵：你看我的小孙女，我那天问她，我们的国家最长的一条河是什么，是淡水河。

记者：您设定的答案是？

高秉涵：我本来以为她说的是长江和黄河，问她长江黄河呢，那也不是我们台湾的。她们也不说台湾是国家，她们没有那种观念，她就是台湾人。所以我心中很苦，所以我说不堪回首这四个字来形容我，是很恰当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状态能改变吗？

高秉涵：我认为虽然是这个文化台独，让孩子一个个都这样想，但是我总有一个信心，文化这个东西，你想去掉，等于血管里的血，你想把你父母的血整个换掉，不可能，端起碗来拿筷子这就是文化，食文化，开口讲的中国话，讲的福建的方言，闽南话。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

高秉涵：文化这个东西。

记者：断不了的。

高秉涵：断不了的，我有这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