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神人”，他们自身没啥实力，但却很能办事。常常夸下海口，说与某某领导关系“很铁”，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并从中渔利。你明知他们近乎是骗子，可他们往往能办成事，往往让有些人不得不信，不得不求。作为神秘而又特殊的“中间人”，他们往往有一套熟练的运作方式，帮助行贿人在最短时间内“找对人”“办成事”。他们就是“腐败掮客”，法律上称为“介绍贿赂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腐败掮客”在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有的是官员的亲朋好友或者情妇，有的是社会活动面很广的接近官员的职业人士。

　　办案人员介绍，为了规避法律制裁，一些公职人员不敢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受贿，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中间人”手中。“中间人”一般通过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将受贿财物隐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账户，供公职人员日常消费使用。随着信任关系的增加，“中间人”也不只是接受贿赂的工具，逐渐异化为帮人出售“权力”，寻找寻租机会的经纪人，即受贿行为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寻找。这种行为更为隐蔽，危害也更大。

　　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受贿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检方指控，2001年到2011年间，陈柱兵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454.4万元后为他人牟取利益。

　　办案人员介绍，陈柱兵的多数受贿都是通过“中间人”完成的。逢专项资金政策出台，陈就会指示“中间人”寻找潜在的申请企业，“中间人”再居间帮助陈收取“回扣”，“中间人”既有他的情人，也有评审专家。

　　以已曝光的案件为例，不法律师的身影不时闪现。

　　重庆检察机关职侦局相关人士表示，在查处的法院腐败窝案中，律师既是向法官的主要行贿人，也是法官与行贿当事人的“中间人”，平均一个出事的受贿法官会牵出5个以上的行贿律师。个别法官与律师形成利益共同体，由律师充当“掮客”出面直接与当事人签订高额代理合同，个别法官则用审判权、执行权支持律师诉求，变现非法利益后由法官和律师瓜分。有的案件律师一般要付出30%左右的代理费给法官。

　　行业里的不良律师已然成为腐败“催化剂”，他们与法官形成腐败“默契”、分成“行规”，联手作案，严重损害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重庆市高法执行局原助理审判员闫波不到35岁，便因受贿385万元获刑15年，闫波在忏悔书中写道：“我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就像是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关系，律师把他们获得的律师费拿出一部分给法官，就像医生收医药代表回扣一样，是行业潜规则。”

　　情妇、“小三”成“腐败掮客”生力军

　　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大多数存在着“生活作风问题”和“权色交易”。而他们背后的情妇、“小三”则利用与官员的“亲密关系”，成为“腐败掮客”生力军，扮演导火索、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等角色。

　　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与情妇一起开办“规划咨询”公司，他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专门办理为房地产开发商调增容积率、改变用地性质等“业务”，通过中介咨询公司收受贿赂。2009年4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此案，蒋勇因受贿1790多万元被判死缓，其情人唐薇因受贿罪获刑15年。

　　在案发前，“调规搞不定，就去找唐薇”的说法在重庆房地产开发行业内流传甚广。在蒋勇的帮助下，唐薇开设的嘉汇公司，虽然是一个连专职或兼职的规划编制人员都没有的“皮包公司”，但相关“业务”在业内赫赫有名，不仅房地产开发商抢着跟她做规划咨询生意，连一些政府部门建房也找她。

　　据调查，蒋、唐二人先后通过嘉汇公司，帮助多个房地产项目擅调容积率，收受贿赂710多万元。在看守所里，蒋勇承认：“唐薇从这个公司赚取的巨额利润，并非唐薇正常经营和劳动所得，是利用他手中权力交换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