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关系法」（TRA）立法40年之际，高龄100岁、40年前担任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伍尔夫（Lester Wolff），在美国纽约自宅接受本报专访，回顾TRA当年的立法过程。以下为访谈记要。

本报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如何看前总统卡特宣布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伍尔夫答（以下简称答）：卡特未事先咨询国会，非常严重，他完全自行决定。宣布后，我与参议员甘迺迪的幕僚聚在一起找方法，尤其是当看到卡特政府的提案，我与甘迺迪决定要寻求替代方案，该方案后来成为「台湾关系法」。

我无法理解当时卡特政府在想什么，其提出的方案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也没考量台湾人民的安全，我与甘迺迪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而且美台经济交流也很强劲，我们该做点什么吧！

问：为何卡特政府提出的版本对中华民国缺乏安全保障？

答：卡特政府非常渴望与中国一起，所以他们只是想找个办法来处理2000万人（指台湾人民）的未来。卡特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但我们不希望看到牺牲中华民国才能达成这个目标。

当时我去亚洲旅行，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范锡、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劝我不要去台湾，我收到他们的电报，写着「希望你不要去台湾，因为他们会利用你达成他们的目标。」

我现在仍保留这分电报，我当时回答他们：「当你成为代表我选区的国会议员，你就可以做决定，但只要我是该选区的国会议员，代表我的人民，我就会自己做决定。」

在此之前，我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并有段长时间的谈话，他叫我去找卡特，寻找避免美国与中华民国直接联系的方式，并采用「日本模式」。当时邓已经非常不耐烦了，因此他认为只要美国能够做到「日本模式」就可以迈向正常化，我返美后，与卡特谈过，也转达邓小平的话，之后便走向正常化进程。

其实我们当时也很关切，担心卡特此举将结束我们与台湾人民的长期关系，担心对海峡两岸都有危险；而提出TRA的一个原因是排除战争并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部人道主义法案、经济法案，事实上是提供和平氛围的法案。

问：制定「台湾关系法」期间遭遇最大挑战为何？

答：事实上，挑战来自国务院，因为他们担心会扰乱（与中国的关系）。但我们担心的不仅是战争，而是台湾可能面临经济封锁等问题。

国务院担心战争，所以他们企图阻止我们，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到国会听证会说这种行为不必要，以说服我们不要加入安全条款。

问：是否满意「台湾关系法」？

答：我当然感到满意，因为我们通过了法案，而且是件很难达成的事。我们不想破坏与中国建立的关系，但也想要保护台湾人民。我们试图创造一种能为问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的工具，而这方法的确有效，因为这法案已存在40年了。

40年后，我现在坐在这里，还能说：「嘿！这法仍然有效，可以维持区域和平，并让台湾拥有健全的经济与稳定的地位。」

我们精心设计了「台湾关系法」，让它具有「模糊的能力」，用词可以长时间维持，而人们可以「各自解读」。

问：如何看部分现任国会议员与民间团体认为需要更新「台湾关系法」？

答：别打开潘朵拉的盒子。时间证明台湾关系法是部成功的法，台湾能够拥有坚实且充满活力的民主，打造经济奇迹，为何要挑战有成效的事物呢？根本不需要更新台湾关系法。我仍然认为「台湾关系法」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问：美国政府是否充分执行「台湾关系法」？

答：某些政府没有尽其所能。现任政府表达对台支持，但我担心，我不信任川普政府或未来的美国政府不会为了与中国接触，把台湾当作筹码。

问：若您现在还在国会，会提出什么法案支持台湾？

答：我建议强化台湾关系法，此外，台湾不能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如果我今天可以向中国传递讯息，我会说：「成立这些组织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解决政治问题。」

若我能建议川普政府，希望他能听取国会建议，促进台湾参与国际阻止，并施压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来实现其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