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纽约客》，作者金墉（Jim Yong Kim，亦译作金永吉）是一名医生和人类学家，也是健康伙伴组织（Partners in Health）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教授，曾任达特茅斯学院院长和世界银行集团总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多次在推特上推荐了这篇文章。

几周来，我们看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在美国各地蔓延。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蜷缩着身子，等待和希望。我们希望疫苗会到来，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需要多长时间，也不能确定有效的疫苗是否有可能。我们希望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持久免疫力的证据。也许戴上口罩，原地躲避，就能让病毒消退。也许夏天就能把它杀死——尽管它在新加坡等地一年四季的高温下也会蔓延。我们似乎希望奇迹发生......不管什么方式，病毒有一天会自行离开。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全球组织 “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我曾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多重耐药结核病。在千禧年之前，我领导了世界卫生组织的H.I.V./艾滋病部门；之后，作为世界银行行长，我在海地的霍乱和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中承担了抗击疫情的任务。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与大流行病作斗争。这些前线经历让我知道，希望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对任何困难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特别是当涉及到传染病时，除非有一个大胆而有力的计划，否则希望并没有什么用处。

迄今为止，韩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更好地控制住这场大流行病，它已经实施了这样的计划。在那里，人们谈论新冠疫情就像谈论一个人一样。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领导人告诉我，这种病毒形踪不定、讨厌且持久，而且必须将其剿灭。在新加坡和中国，庞大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队伍正站在战争的立场上，把病毒当做致命的敌人来对付。在这样的敌人面前，美国的被动，让人费解，不配作为我们历史上最精彩的插曲。现在是我们投入战斗的时候了。现在还不算太晚：我们仍然可以动员起来，开始猎杀病毒。现在需要的是倡议对公共卫生进行果断的投资，大到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有哪些武器？重要的见解来自于最近对中国武汉市超过32000名冠状病毒患者的研究，发表在著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由剑桥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在武汉的同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概述了至少在目前已经成功对抗冠状病毒的策略。

起初，该病毒在武汉市肆意横行，传播性很强。当局对这个城市实施了“封城”，“曲线变平”开始了。传染率急剧下降。然而，这还不够好。中国当局担心，如果解除封锁，病毒会像以前一样迅速扩散。忍受着封锁的痛苦，却找不到通往没有病毒未来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整个美国，今天的处境。

于是，武汉的卫生官员们采取了更积极的方法。他们开始进行广泛的检测，找到被感染的人。他们找到了这些人的接触者，与这些人取得联系，并对他们进行了检测。他们隔离了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感染病毒的人，并把那些生病的人送进了医院。他们扩大了医疗系统的规模，建立了十几家新医院，专门治疗冠状病毒感染初期的病人。五个要素，五种武器：社会疏导、接触追踪、检测、隔离、治疗。在武汉市开始同时使用这些武器后，传播率再次下降，到了任何一个病例导致的传播率都不会超过一个。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疫情就快结束了。

过去与流行病作过斗争的人知道现实情况：除了建立一个完整的、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应对机制，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困境。

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同样利用这五种武器，他们也获得了对病毒的控制。世界各国的证据表明，包括德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证据强烈地表明，只有这五个方面的全面反应才能阻止新冠病毒。意大利还没有部署全部的的武器；在那里，病毒的传播速度有所减缓，但还不足以阻止疫情的爆发和恢复经济。西班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美国，我们看到，在严格实行社会疏导的地方，我们看到曲线变平了。但是，我们也还没有用上全部的武器。我们还没有采取进攻的方式，对病毒进行打击，阻止它的传播。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策略。最近在马萨诸塞州发生的事件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州长查理·贝克已经开始了一项计划，包括全面的、全州范围内的检测和接触者追踪，这将与有效的检疫和处理系统相联系。一个由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州健康保险市场和埃森哲（Accenture）和正在努力构建系统并在本月底之前雇用数百名新员工的“销售力量”（Salesforce）等私营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健康伙伴公司（Partners in Health）正在利用其全球疾病防治经验来帮助协调这项工作。这是一次真正的动员：国家直接面对病毒，使用五个要素对应的抗疫武器库。（我是这项工作的特别顾问）。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接触性追踪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说，这对于把传染病控制在境外是很有用的，但一旦疾病大面积流行，就太难了。作为以往抗击流行病的老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同意，现在已经晚了，但那些成功地抑制了新冠病毒的国家已经表明，即使在疫情高峰期，接触性追踪也是有效的。在对抗感染的斗争中，你总是晚了。迟到，只是意味着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当然，追踪当然要与快速、准确的检测同时进行。我们都听说过，在美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卫生部门能够达到需要的检测量。但是，很多新型的检测项目正在进行中或即使投入使用。利用现有的技术，马萨诸塞州已经成功地将其管理的检测数量大幅增加，从3月9日的41次增加到4月17日的8000多次。博德研究所（The Broad Institute）已经承诺，将利用其庞大的、最先进的实验室，每天处理成千上万的测试。其他州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也可以利用当地公司和大学的实验室。

我们被告知，许多美国人不会忍受检疫和隔离。但事实是，大多数人一旦得知自己暴露于病毒，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生病，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呆在家里。需要的是隔离之后得到支持。如果你没有食物，你就不能呆在家里；如果你的手机没电了，或者根本就没有电话，你就不能接听联络员的电话。你可能需要帮助向老板解释发生的事情。你需要有你能养家糊口的保证。在亚洲成功抗击病毒的国家，都提供了这样的支持。帮助受感染或有感染风险的人留在家里或指定的机构里，需要资金和人员。有很多美国人愿意抓住机会帮助他们的邻居和国家。而且，与我们已经通过并继续考虑的刺激计划相比，雇用他们的成本是很划算的。

一旦你在一个州找到了被病毒感染的所有的人，很多事情就有了可能。如果你帮助他们远离其他人，你就能阻止病毒的传播。而且，如果你更早开始治疗，你就能拯救生命。新冠疫情的经验表明，它的轻度症状可能会突然变得严重，因此，真正全面的应对措施不应该让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在家中煎熬。在改建后的酒店和宿舍中的医疗监督隔离设施是有效的进攻性应对措施的关键部分。想象一下，当你接触到或感染病毒的时候，隔离或治疗系统就会启动。卫生专家找到你，与你沟通，教育你和你的家人，并帮助每个人做正确的事情，这样我们都会得到安全和照顾。反复做这些，你就能战胜病毒。你也为未来对抗病毒奠定了信心的基础。

在马萨诸塞州，我们的综合攻势三周前开始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各种不可预见的问题。每个州都不一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开始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国家对这样的疫情毫无准备。我们没有足够的口罩来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事实是，我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投入不够。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通过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两万亿的刺激法案。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避免更多的万亿套餐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现金直接注入抗击病毒。我们需要将政府的支出与真正有助于结束疫情的措施相配合。我们必须打开美国国库的钱袋子，不惜花钱，以便立即采取适当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这种努力的成本，也许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数千亿美元，与埋头苦干、等待和希望奇迹发生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记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一直在讨论和研究关于该流行病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共同做出了可怕和乐观的预测。但是，这些模型中的许多模型都依赖于不充分的数据或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一些模型预测，根据武汉市的疫情发展时间表，疫情将在4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尽管我们还没有开展任何与武汉市公共卫生应对规模相当的工作。过去抗击过疫情的人都知道这个现实。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困境，只有建立完整的五部曲方案，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实施。

如果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将不知道是否有新的感染，也不知道它们发生在哪里。我们将不知道何时能安全地放宽旅行限制和社会疏远措施。我们将无法给人以信心，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疫苗如果被研制出来，至少要一年后才会出现。在它到来之前，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真正重启经济，那就是勤奋、有针对性的、快速移动的、全面的公共卫生对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并让它继续运行下去。现在至少有一百八十五个国家感染了冠状病毒。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在阻止了大部分在本国境内的新冠疫情传播后，不得不实行临时封锁，以应对国内爆发的疫情和新输入的病例。这是一种将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很长时间的疾病。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像流感一样，变成季节性的，而且，像流感一样，它可能会定期变异，使其成为疫苗研究人员的移动目标。如果没有一个持久的系统，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封闭和刺激的循环中，等待和希望，却看不到尽头。

当我们向（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Baker）介绍我们的计划时，他并没有说太贵，也没有说太难或太晚。他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别无选择。感觉我们就像坐以待毙。我们必须对病毒发起进攻。”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现在，尽管我们仍在与病毒作斗争，但我们看到了一条通往战胜病毒的明确道路。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希望看到这条道路，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迎接这一使命。用一个持久的、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公共卫生计划来对抗病毒，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大挑战。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