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6日，华盛顿特区，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最新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图|人民视觉

　　4月底，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数超过3.3亿，较2010年普查时增加7.4%。

　　人口数量看似只是一组简单数据，但人口的分布却和政治地理格局紧密相关。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50个州根据各州人口，对众议院435个席位以及4年一度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票数进行分配，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席位。这些席位每10年重新分配一次，通常是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

　　人口分布数据是选区重划争夺战的基础，美国各州会依据人口流动情况重新划分选举版图。

　　在这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背后，隐藏着美国不会轻易改变对华强硬贸易政策的部分密码。

　　文丨王亚宏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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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高关税的州在缩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南部和西部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东北部和中西部，这次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统计局称，德州明年将增加2个国会众议院席位，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和俄勒冈州将各增加1个席位。同时，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等州将各失去1个席位。

　　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经济支柱，国会席位的调整意味着，有些产业的声音在华盛顿被放大，有些声音则相对缩小。前者包括科技巨头和金融服务业，后者则有“飞跃州”和“锈带”的农业与制造业。

　　虽然，众多产业共同组成了经济部门，但是，代表着不同产业的各方势力却都在华盛顿展开游说，这一点美国人始终很清楚。

　　美国开国先贤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就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到，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经常对政府政策持相互冲突的看法，由不同的情感和观点驱动。管理这些多种多样而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构成了现代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并需要把党派精神纳入政府的必要和日常行动中。

　　但是，“只指望开明政治家能够协调这些利益冲突，使它们都服从于公开利益，这种观点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体，农业和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几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政治地理在变化，代表农业和制造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

　　在美国国会，包含“铁锈地带”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各州不断失去席位。相反，自1940年以来，南部和西部各州已经获得79个席位的净增长。而且，根据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增长又会再上一个台阶。此消彼长下，农业和制造业在国会的声音不断被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历史上，农业和制造业在关税问题上曾经分属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目前却态度逐渐趋同。

　　早在1845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沃克在一份关税报告中提出，美国中西部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在出产丰富的农产品，“仅靠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它们必须要有外国市场，否则就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过剩和巨幅的价格下跌。”一旦发生由于关税引起的贸易冲突，中西部“必然成为关税的最大受害方，剥夺它们利用外国市场的机会。”当时，与中西部不喜欢高关税相反的是东部的制造业者，他们被喻为“就像一群该死的兔子蹲在关税筑成的高墙后面”。

　　此后，制造业“兔子”在迅速壮大。

　　1890年，美国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到近70%，制成品的比重约为26%。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随着东北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制成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一路提高至50%左右。

　　从那之后，农业和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关税诉求开始一致起来——尤其是近30年来，在西部新经济集团和南部能源集团的冲击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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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背后不再是同一批利益集团

　　20世纪是美国制造业的世纪，也是东北部各州最荣光的时代。

　　1913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占到36%，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比重也从1890年的4%提升至11%。

　　美国提升的份额，占据的是欧洲国家份额。因此，欧洲也将这一转变称为“美国商业入侵”。在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同时，美国贸易政策也开始转变，关税不断降低，由之前的保护性政策转向互惠性政策，以更好地进入别国市场。

　　1901年9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麦金利在水牛城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我们的产量成倍增长，这些都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立即关注如何开拓更多的市场。”

　　他当时向世界疾呼：“保护主义盛行的年代已经过去”。然而当年犀利的呼声，放在现在看却已经变成了苍白的口号，因为站在现任美国总统背后最有力的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那同一批利益集团。

　　作为全球遥遥领先的第一强国，实际上美国的地位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多极化的推进，欧、日、中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展现出竞争力，这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于均衡发展并扩大全球市场。

　　只是，这样的事实并不能缓解美国生产商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有些美国生产商借助全球化，利用他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发展成了跨国公司，有些则受到外来冲击，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已经习惯了国外无人竞争的环境，一旦外来者表现出竞争力，他们就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同时出现，会让一些美国人误将相关性认为是因果性，将失业归咎于外国出口。由于失业数据离人们的生活更近，所以贸易领域的关注点会脱离贸易结余情况或者外交政策目标，转而计算因贸易增加或损失的国内就业机会。

　　特朗普的崛起，就是抓住了这种相对衰落而激起的民粹主义情绪，将相对陷入衰退的中部变成了他的票仓。作为回馈，特朗普曾在就职演讲中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让外国工业赚得盆满钵满。”他承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与贸易伙伴达成“更理想的交易”。

　　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达成他想要的交易，在僵持中他就离开了白宫。但是，特朗普主义依然在白宫盘踞，他的继任者并没有明显改变之前的政策。

　　出于国内政治目的，现任美国总统会支持限制进口的措施。因为，在政治考量中，普遍利益较大的一方，已经整合成为反自由贸易群体，因此总统不再倾向于贸易集团。

　　拜登政府还会延续政策的“冲击—反弹”模式，在全面审查对华贸易政策的同时，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回应北京方面被指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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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因果不同于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数字庞大，但需要考虑的变量较少，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制定需要的数据支持就复杂得多。由于国内就业与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关于进口和就业的数据来自推演，因此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带有误导性的。

　　近20年来，美国人的失业可能并非是由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制造业回流也不一定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因为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之间的关联在减弱。由于生产率提高，以西部硅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无需大量雇佣新工人就能实现产出增加。即使是制造业本身，其扩张也由技术和资本密集来引领，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新技术和新设备比增加人力更有力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所以，即使美国从政策上推动制造业回流，落脚点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保障一些已经被淘汰了的低技术岗位的就业。有研究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中有87%是由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只有13%是由贸易导致的。

　　其实，这里面的门道美国人也都清楚，不改变外贸政策的背后还是出于对利益集团妥协的政治考量，而不是满足经济诉求。

　　毕竟发起贸易战，限制进口的好处高度集中在少数生产商那里，他们有强大的动力组织和支持限制政策。限制进口政策的成本则由大量客户分担，他们组织和反对限制进口政策的动力就要弱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著名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就指出：“保护主义措施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却让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每人都承受了很小的损失。”利益集团的集中就让实施进口关税成了相对容易实现的事情。

　　而且，进口限制政策一旦实施就很难取消。削减关税会给特定利益集团造成确定的损害，给其他人带来的收益却并不确定。面临巨大损失的人会为了反对政策变化而激烈斗争，远胜过潜在获利者为支持政策变化的投入程度。这就让国会议员难以投票下调关税。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认为，“用反对票保护某个产业不受伤害，会比给10个产业提供帮助的赞成票更让选民铭记于心。”

　　美国的贸易战政策一经开启，越来越多的议员和政府都已经被政策绑架，难以脱离4年前设定的路径。

　　人口统计的变化还会以“冲击—反弹”的形式让政客更加努力地表演，以求让“选民铭记在心”。这种表演已经脱离了之前的政策。

　　比如，曾在罗斯福政府担任了12年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说过：想要缓解全球政治紧张局势，需要“公平、友好和正常的贸易关系”。“多年灾难性的经历已经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彻底证明了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是不可信的。”

　　但遗憾的是，现在“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依旧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