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0年代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就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评估，他们估计第一颗核弹会在1963-1965年之间爆炸，并在以后的两年可能储存目标为亚洲的少量核武器。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他们曾策划采取“军事行动”炸毁中国的核设施以“阻止”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比如在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一年（1963年）7月，美助理国防部部长威廉邦迪就曾要求制订一个对中国核武器制造基地进行常规军事打击，推迟中国核试验的计划。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也指出：采取常规的军事打击是可行的，但是建议考虑使用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肯尼迪本人也曾说过：“你知道，我们让一架不明身份的飞机飞到那儿并摧毁中国的工厂，不是很难的——他们只有一两处——我们能做这件事，或者苏联也能做，而不是面对拥有核武器威胁的中国。”

然而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的几个月的1964年4月14日，美国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对向中国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1）从中国当前的核能力看，不值得因对之发动进攻而冒巨大的军事风险和政治代价；（2）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直接军事打击，最多只能使其瘫痪几年（可能是4到5年）；（3）如果中国发起重大进攻，美国采取公开行动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威胁也不可取，除非是中国采取真正有威胁性的进攻（核进攻）。

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意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认为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是不可取的，因为：（1）即使美国充分掌握了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初期情报资料，也没有足够把握侦察出所有的重要核设施，即使行动“成功”，也无法绝对地阻止中国在未来几年再爆炸一枚核装置。（2）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就算中国的中短程核运载能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也很难通过袭击驻亚洲的美军基地来削弱美国。因此，“中国的原子弹只会是一个政治工具，帮助中国赢得一些尊重”。对于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一点收获，美国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已经足够，没有必要考虑军事打击计划。（3）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就没有理由阻止其他国家这样做，比如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就曾有过军事打击以色列核设施的意向，比如苏联对西方世界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等。在这种考虑之下，美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详细]

其实，美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军事上有多大的威胁。因为中国1964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准确地说还只是一次核试验，还没有适合的运载工具使其武器化。即便在1965年中国实现了飞机投弹后，无论飞机的性能还是作战半径，不要说对美国本土，即便是对中国周围的美军基地，基本上都无法形成威胁。美国对此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1963年10月讨论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核能力“不会改变主要大国的力量关系或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平衡……社会主义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的巨大的不对称……无论美国的意图是什么，只要中共仍然只有软弱和脆弱的运载系统，他们就不得不考虑军事危机形势下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危险。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自己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增加了中共的谨慎”。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才会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说“不应该过高估计它的军事意义，因为从试验核装置到储存能被有效地投送到打击目标的核武器还需要多年时间……中国的核装置是原始的和不实用的”。

但是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掌握核武器后对会在周边事务上更加“激进”，对日韩和东南亚等美国盟友形成威胁，甚至造成核扩散等不可控后果。从中国核武器爆炸前后美国的一系列评估和承诺中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主要在四个方面：

（1）、对日韩印和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会造成政治和心理压力，降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比如1961年国务院认为：“中国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方面；但它将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潮流’的印象，会使‘许多亚洲国家更加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重新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对它们本国的影响，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它们将更愿意接近中国或疏远美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无疑将因此遭到削弱。（2）、美国政府还担心出现核扩散：如果中国向周边的友好国家（越南和朝鲜）输出核技术，必然造成核扩散，从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抵抗中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这就不避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有核国家。（3）、中国在外交上会更激进，增加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核装置的爆炸以及为获取核武器能力随后的一些动向，都将被共产党中国充分利用来提高士气和增强民族主义热情。北京所有形式的具有煽动力的宣传机器都被发动起来赞美共产主义的优点和中国人民在‘没有外部帮助下所取得进步’的能力。……中国将利用这种能力去寻求他们所宣称的在亚洲的卓越成就和他们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和军界的一些官员认为“中国人会因此觉得很强大，而这无疑会反映在他们对周边冲突的态度上；也许他们会觉得美国将更不情愿介入亚洲大陆，中国政策的调门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好战。”（4）、会促使苏联处理对外事务时更加激进。比如在肯尼迪看来，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就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处，而中国仍然坚持激进路线，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中国会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提高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使更多的国家追随中国，这将迫使苏联也采取激进政策，以保持它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相悖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觉得“中共获得核武器马上会出现外交或政治上的难题，而不是军事上的难题”。正是出于消除政治影响的考虑，美国采取了两种措施：A、在外交上，在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后，美国向盟国确认美国的安全承诺，并声称美国的战略核部队有足够力量“摧毁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以抵消中国拥有核武器后对周边形成的心理和政治压力，同时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B、在军事上，为了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美国开始谋求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ABM），以尽可能减轻日韩等国遭受到的核威胁。…[详细]

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到1967年，中国核武研制进展大大超出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预计。比如关于核导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认为“中国60年代末以前不能把核弹头配置在导弹系统上。”关于氢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是“不排除中国在70年代初开发出热核弹头的可能性。”很显然美国低估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能力。1965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航弹试投，这标志着中国拥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更是让美国情报部门颇为震惊，时间上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会这么快，技术上他们对中国的核能力严重估计不足。这些成就都是后来被国人津津乐道的。

尽管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突飞猛进与之后毛泽东更加“激进”有必然联系。但在中国拥有实战的核武器仅一年之后，毛就发动了“文革”，对内推行“极左”政策，对外则更加热衷“输出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一方面中国更加努力地对外援助，比如给越南大量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出兵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对外输出革命，比如在缅甸，“1967年6月，我驻缅甸人员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在越南，向越南人发放大量文革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等。在柬埔寨，“在新华分社新闻稿上，用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来影射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学生轮流来大使馆参加劳动，外电报称：中国大使馆训练‘柬埔寨红卫兵’。”而在东南亚，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反美反苏搞颠覆，支持马共在新加坡搞革命等。正是这些激进行为，让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据查，文革初期中国先后与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更加恶劣。…[详细]

“文革”不仅让中国在外交上损失惨重，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美国的情报部门在情报中很明显地指出：“根据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斗争已经发生在负责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政府部门。国防科工委负责人聂荣臻已经受到了零星的攻击。另一个政治干预迹象是北京对待最近第六次核试验带有一种明显‘大跃进’式的宣传。当毫无畏惧地采取鲁莽行径的‘革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称赞时，那些一步步解决科学问题的无名提倡者却受到批评。”在1969年的国家情报评估中，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不健康的政治局势，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任何显著进步的可能性都会减少。”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认为“有显著迹象表明文革已经侵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部门的最高层和负责导弹与核技术开发的政府部门中，但是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种破坏在哪里发生，也不能评估这种损害有多严重。尽管文革野蛮的、狂热的一面己经消退，但是未来对尖端武器计划负面政治影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美国情报部门关于“文革”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影响的分析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当时，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兰州铀浓缩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的大批科技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些工厂也面临停产的边缘，大量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被破坏，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也受到严重干扰和削弱。而文革对中国核计划的迟滞从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A、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的部署方面，1966年10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后，1967年美国情报人员预测中国“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的有限部署可能将在未来约6个月内开始。1968年后当核弹头的数量不断增加时，这种部署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这些部署将可能威胁美国基地、从日本到菲律宾、南亚和印度北部的重要城市。”然而直到1969年中国才真正开始部署中程导弹，而且部署数量很少，其中固然有由于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存在“推进剂燃料不好贮存，临时加注很费时间”的缺点而进行更新换代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文革对核计划产生冲击造成了生产混乱所致。

B、在中远程导弹方面，中国早在1967年5月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液体中程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的成功。1970年1月再次进行短射程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71年11月15日，中远程地对地导弹长射程试验获得成功。因此，美国情报机构预测；如果在1974年末或者1975年上半年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话，中国将具备覆盖可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欧洲目标的象征性能力。然而自1971年末试验以后，由于文革的影响，中远程地对地导弹的进一步研制工作儿乎陷入停顿状态，直到1975年经过调整、整顿才出现转机。

C、在远程导弹方面，最大射程为13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从1965年就开始决定研制的。美国情报部门评估称“有证据表明到1967年下半年中国可能开始进行飞行试验。……1970年代初就会有几枚携带裂变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可能将在1970年初研制出百万吨级当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1972年初拥有初始作战能力是可能的”但是到1968年夏，他们发现“中国在现代武器的开发和生产上所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几年前我们根据他们明显的进步而做出的判断”，他们认为这肯定与文革有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仅仅贯穿于经济的生产和运输出现推迟，而且在涉及指挥和管理尖端武器计划的重要机构内部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中国在1971、1972、1973分别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但是由于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均未获得成功。直到1980年5月18日中国才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全程试验。这个拖延，主要是受了文革动乱的影响。正因为中国的导弹核试验并未取得美国所设想的成功，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降低了，在1968年7月1日正式签定的核不扩散条约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而且美苏都相信中国不会扩散核武器。

正是由于文革的影响，使得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不断迟滞，而直到1981年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服役，中国才真正具备了对美国具有实质意义的核威慑能力。中国核导弹的射程、服役的时间和打击范围如下表所示：

具体各型号导弹的覆盖范围如下图所示：

也就是说，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美国的威慑能力仅仅停留在美军在东亚的几个基地中，而且当时美国积极谋求在东亚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ABM）使得中国导弹的打击能力更加有限。反导系统的效果如何呢？据1966年底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保护美国免于70年代中共攻击造成的伤亡的有效性”进行估计，他给出的数据表明，根据当时中国的导弹水平，如果有防御体系，整个70年代面对“中国威胁”就可以达到“零伤亡”。尽管这不无夸大的成分，但的确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也难怪90年代美国安全专家说“在1964-1981年之间，由于中国并不具备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因此中国对于美国的核威慑是不可信的。而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最低核威慑才变得可信”。…[详细]

中国当时的核能力到底如何呢？是否能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保护中国不受欺负呢？其实很难。最典型的例子是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之后，即便中国已经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如果不是美国压制苏联，中国就有可能遭到来自苏联的核打击。据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回忆说：“1969年8月18日，国务院的一名中级官员、苏联问题专家威廉斯蒂尔曼同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共进午餐。这个苏联官员突如其来地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而10天之后的《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不管此事是否真如传言所说是美国官员故意透露出去的，这都表明苏联的确曾经有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伯里的著作《中苏战争》也印证了此事：“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1969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日本的学者小山内宏也说，“苏联正在策划的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1969年，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军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而这场危机是如何化解的呢？真的是靠中国的核武威慑么？显然不是。几乎在所有人的眼中，苏联的核打击是当时的中国所无法抵挡的。而正是美国的表态压制了苏联的战争欲望，依基辛格的话，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在军事上“击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一开始，尼克松总统和我就确信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如果莫斯科在侮辱北京而使其丧失战斗力方面得逞，苏联的全部军事力量就可以投向西方，从而显示出苏联的冷酷无情和美国的软弱无能……这样一来，日本和西欧便会屈从于苏联的其它要求，更不用说在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了。”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苏联得逞，整个世界就会畏惧。“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因此1969年11月，尼克松在关岛之行中对苏联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其生存对我们的安全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正因为如此，苏联才放弃了打击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核能力到底如何也可以从周恩来的话语中管窥一二，1969年为化解中苏战争危机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谈话中周恩来曾明确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以前这句话经常被用来说明对苏联核威胁的强硬表态，但是细读，似乎很难读出强硬的意思，倒更像是一种让步与妥协。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对抗核威慑的能力，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底气十足。

1971年东风三号导弹部队服役，中国对苏联才真正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核威慑。直到1981年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服役，中国才真正做到了对美国都具有核威慑能力。而后者真正形成战斗力，则是在更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