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这样让人高山仰止。
　　250年间，续书百余种，仿书亦数十种，如文康《儿女英雄传》、林语堂《金华烟云》、张爱玲《红楼梦魇》、张恨水《金粉世家》、朝鲜南永鲁《玉楼梦》等，而巴金《家》《春》《秋》、茅盾《子夜》等，亦从中“吸收营养”。
　　然而，不论仿造还是原创，竟再没有人能超越原著，在一本伟大小说背后，孕育它的写作传统从此式微，令人无限唏嘘。

时代造就了《红楼梦》

即使在清代，《红楼梦》亦属“现象级”作品。

首先，作者非常熟悉城市生活，可清代城市化率只有7%。其次，作者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而清代绅士群体总数不超过300万，不足总人口的1%。第三，出身官宦之家，而清代到道光时文官总数只有11316人，相当于总人口的3.4万分之一。

在如此小众的群体中，曹雪芹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有鉴赏力、喜爱小说的文人，比如敦敏、敦诚兄弟，是皇亲国戚，曾供养过曹，这些人是《红楼梦》最早的读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另一方面，他少年时生活优裕，眼界颇宽，且形成了不屑为稻粮谋的性格，能专心于创作。

曹雪芹生逢“康乾盛世”，当时中国已进入前现代社会，诸多现代性因素再度萌芽，对人们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这既撼动了传统秩序，又带来了种种新的可能，然而，传统枷锁犹在，在“盛世”的麒麟皮下，变革找不到合法性资源。

人心思变，却不能言变，这为小说家提供了上位的空间。

孕育《红楼梦》的经济土壤

曹雪芹的幸运在于，他恰好生活在一个“夹缝时代”，既看到了盛世，也看到了衰败，这是他之前和他之后作家所不具备的资源。由于种种原因，“康乾之治”并未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反而出现逆转，走向长期停滞和倒退。

其实，唐宋之世商品经济已现活力，但缺乏贵金属资源，市场一开放，货币即不足，导致“钱轻物重”，王朝不得不强化对流通渠道的管控，重农抑商。宋代时开始发行纸币，本是很好的解决之道，南宋时还引入准备金制度，操作手法接近现代央行。

但是，宋代皇权独大的格局虽有松动，却没有革命性改变。传统官僚系统无法约束皇室用滥发纸币来攫取民间财富，特别是南宋军事压力大，一旦缺饷，只能增发纸币，使其信用一落千丈。

在传统政治的框架中，货币不足成为死结。而明清时期，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夺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加上大量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困扰数百年的“钱轻物重”的局面被意外地突破了，所以明清时中国开始出现全国市场，各地商帮崛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然而，康乾虽是盛世顶点，却也是走向衰败的拐点：主币仰仗海外的畸形经济模式此时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持续通胀和周期性经济波动，给王朝稳定带来威胁。乾隆晚年曾多次担忧国家一旦没有明君，将很可能被颠覆，所以从中晚期开始，控制越来越严，社会渐渐失去活力，以后嘉庆、道光等一味因循守旧，令龚自珍抱怨“朝无才相、巷无才偷、泽无才盗”。

在清代，与曹雪芹同时期的作家也许是最后一批可能写出巨著的人，但由于《红楼梦》被禁，加上曹雪芹身世潦倒，使他很难成为榜样。

清代文学家集体误读《红楼梦》

清代文学家多潜心于诗词，希望比肩唐宋诗人，千古流芳，这与他们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清代大部分时期文教重心在乡村，读书人进城后要受种种约束，而在农村，他们收入稳定，且受尊重，是连接政府与当地的桥梁，即使是高级官员，退休后也会选择回乡。传统乡村缺乏公共交流场域，更追捧诗歌这样高度概括的艺术形式，而小说则被视为消遣，不入主流。《红楼梦》最初受追捧，与其中诗词创作水平极高不无关系。

清代作家阅读《红楼梦》，更关注它与政治的关系、主题如何、书中美女的心性如何，总之，从小说角度来研究它的人不多，虽然也有点评，但止于对文辞、写法的解读，缺乏深入分析。

所以清代小说家在模仿《红楼梦》时非常机械，只看到书中有多位美女、四大家族、填词写诗等，就以为找到了读家秘笈。该架构不断被复制，后来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公开将这些“长处”抄袭走，该书1975年还曾被诺奖提名。

然而，大家始终没弄懂曹雪芹为什么要写大观园、金陵十二钗等，结果只留下一堆拙劣的赝品。

士大夫文化生态被摧毁

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由此宣告科举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此前数年，乡村知识精英便已大量流失。

清末外交一塌糊涂，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朝廷负担不了的赔款只能分派给各省，而各省亦分派给各县。在传统政治框架中，各地"局面"由乡绅主持，他们靠个人威信说服乡民纳税，承担国家义务，而政府也鼓励乡绅介入管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乡绅会代表地方百姓抵抗官家的不合理要求。

然而，沉重的赔款压力让乡绅遭遇道德破产，且官员常常绕过他们，直接找地方“能人‘来敛税，乡绅们昔日的地位渐渐被豪强、劣绅替代。加之清朝开放内地后，形成许多现代城市，生活远比农村方便，且为文化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故清末大部分乡绅搬到城镇中居住，很少再介入地方事务。

于是，传统乡绅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个转型，带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最起码一点：《红楼梦》中所反映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返，今天的读书人已很难与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形成共鸣。

莫名其妙的“营养”

清末民初是《红楼梦》传播的高潮期，其影响力渐次突破传统士大夫的小圈子，向普通市民阶层蔓延。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红楼梦》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应从中吸取“营养”，可“营养”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

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红楼梦》是“民族的”，只要把西方小说技术“嫁接”过来，就会写出佳作。

这里显然忽略了几个前提：

首先，什么是“民族性”？一本小说受欢迎，就表示它具有“民族性”了吗？这个“民族性”是一直都有，还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如果一本外国小说被中国读者广泛认可，那么它也因此具有了中国的“民族性”？如果一本中国小说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难道说它就丧失了“民族性”？

其次，东西方小说能否“嫁接”在一起？“嫁接”本是从农业技术中借用来的比喻性说法，在小说领域中能否成立？东西方小说有不同的传统，而彼此不能“嫁接”的地方可能恰好是双方的精华所在，这该怎么办呢？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急于整合，急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解释框架，以抚平他们内在的紧张：传统消逝了，心理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急需拼凑出一个能承载价值的根据地。

但遗憾的是，这种拼凑最终往往以失败告终。

与进化论唱了反调

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思想者、作家会集体走上失败的道路？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他们违背了进化的规律，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总是建立在物种分化的基础上，而非整合的前提上。从商业中也能看出类似的规律，越是集大成的成果，市场越失败，比如互联网钢琴等，而越是分化的成果，市场越成功——从PC到笔记本，再到iPad；从门户网站到个人博客，再到微博……是分化推动了进步。

虽然达尔文反对贸然将进化论引入到社会领域中，但从进化论的本质看，它是分化论，而不是整合论。

换言之，《红楼梦》与西方小说无须整合，反而是《红楼梦》本身需要分化，作家们持其一端发挥到极致，方为正确的进路。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百年中我们却走上了相反的路，而回头再看《红楼梦》时，我们突然发现：它已经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已不太明白它是怎么写作出来的，书中的情绪、感受等与现代人有着太大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基本丧失了分化它的能力。

“民国腔”有点装

《红楼梦》与西方小说在很多方面难以“嫁接”，毕竟它写于前现代社会，作者无法预言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宝黛努力争取的，恰恰是当下人们要逃避的，而宝黛努力挣脱的，恰恰是当下人们梦寐以求的。

曹雪芹不可能预知单向度社会对人的异化，不可能明白生存意义的危机，更不会认同荒诞与虚无，然而，这些烦恼却与现代人生活更贴近，人们迫切希望文学给出解答，对此，《红楼梦》却无能为力。

将东西方叙事传统硬性贴合起来，其结果只能是自我消失。毕竟西方社会更早遭遇现代性问题，作家们也更早给出回应，因此步步领先，自然而然成了法则与尺度，而用它来丈量东方文学，就会形成东方文学封闭、保守、落后的错误印象。最终，除了留下“民族性”来补台，其内核基本被抛弃。

没有核心，只能强调形式，民国小说家从《红楼梦》中挖掘出的最大遗产是语言，表面看，“民国腔”很优雅，可信息量偏低，常常是没有内容，只有陈述，甚至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漂亮地哀叹两声命运无常，不需在思想上、认识上有任何新的突破，就成了所谓的大师。大师遍地，可大师级的创作却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