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以其宗教的普遍性，越过印度文化圈，传入西域，进而传至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儒学、老庄等固有思想，已深深地浸透在社会各个方面。异国的佛教学说传到中国后，扎根于中国社会形成了中国佛教。

　　佛教传人中国在公元前后。不久，佛教逐渐地被中国人所信仰，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同时也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教团。经数百年之久，至隋唐时代，佛教已完全脱离了印度色彩，形成了中国独自的佛教。所谓中国佛教，就是指在这个时代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由中国人发展起来的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流的是儒学。儒学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一种思想。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孔子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生活在社会上，应该怎样度过才有意义？至于人间世相和世界构造等问题，则位居其次。孔子并没有一开始就肯定人生，和把生存究竟有否价值等问题作为探讨主题。因为中国的思想普遍带有这种倾向，所以对于象人能否从现实的生存中得到解脱，如伊斯兰民族所谓超越人间万能的神是否存在，客观自然界的真相是什么等问题，孔子的关心是相当淡漠的。在具有这种倾向的中国思想界内，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以解脱为理想的教说，能够被社会所容纳，应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见解与中国思想完全相反的佛教，为了能够获取中国人的接受，必须迎合中国人，换上佛教能够拯救中国人的衣着，佛教才能生存。以此课题而成立的佛教各宗派，就是隋唐时期的佛教。中国佛教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以下对此试分别论述。

　　教相判释　佛教在印度随着由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各种学派和教团，不断制作阐述各自观点的大量经典。这些庞大经典，经不同场所和时代，由众多的印度或中国的译经僧，传译至中国。中国的佛教徒，接触到这些经典后，发现其中所讲的内容互相矛盾，不知哪是传播佛陀真意的经典，而深抱怀疑。因为仅仅研究经典，便不能通过自己的体验去把握觉悟的真意。于是，便出现了作为修行法的禅观和念佛。这样一来，他们认为真正显示出佛陀真意的经典是《法华经》和《华严经》。并且，以这些经典为中心，开展了与其它经典作价值性的比较和研究。这就是中国佛教特征之一的“教相判释”。他们主张这些经典虽然不是佛陀直说，但它是依众生根机的程度不同或浅或深而宣说的。这种“教相判释”的说法，在思想史上我们完全承认有它的意义，但是，也明显地有它无视历史事实、牵强附会的一面。这种不得已的作法，不无其形式上过分的一面。主张“教相判释”，具有代表性的是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和华严宗的五教十示。

　　现实主义　为了使印度佛教能被中国社会所容纳，中国佛教不得不主张现实主义的倾向。无论是浸透于民众的民间信仰中，还是在高深的佛教哲学里，这种倾向都表现得十分显著。在民间信仰中，他们重视咒术信仰，认为唱诵咒文，就可以从一切恶业中超脱。例如:在读诵《般若心经》时，最后的咒文不译成汉语，而按原梵文发音进行唱诵。这种唱诵，从汉语角度来说，虽然意思完全不能理解，但是，这里似乎洋溢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和感情，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印度的大乘佛教也强调咒术，因此，中国人在吸收印度佛教时，比起小乘佛教来，大乘佛教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对中国人来说，在大乘佛教的菩萨之中，特别关心的是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其中观世音信仰，已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之中。

　　其次，被称为中国佛教之精华的天台宗和华严宗，我们在其哲学体系里明显地看到重视现实的倾向。天台宗从“色香中道”的立场出发，在现实的事实中探求真理，组织其哲学体系，彻底奉行“理想即现实、现实即理想”的“相即哲学”。另外，华严宗也完全否定在事物现象的背后存有形而上学的实体，主张在构成现实的每个事物之中都有真理，进而认为，每个现实的事物都是圆融相即的。中国佛教的这些哲学思想都注重现实的事实。就真理来说，它不承认在现实的背后有形而上学的真理存在。对中国佛教徒来说，那种与现实无关的另一世界、形而上学的真理，无论怎样完善，他们拯救的对象仍是在现实中被烦恼所缚的众生。这样，天台、华严等宗派基于肯定现实的世界观，组织了一套佛教哲学，具有浓厚的哲学理论色彩。以这种理论为指导背景，并用实际行动进行实践的则是中国的禅宗。“禅”在印度佛教中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而使它成为宗派却是在中国。中国的禅宗是在正确地继承印度佛教禅定思想的同时，受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可以说它是最具有中国特征的佛教。因为在印度，一般人都很容易接受“业”“轮回”等思想，所以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印度佛教，认为要想达到觉悟的境界，需要很长时间，在现实生存的世界里，悟道至难，须经过几个世代的转死复生、轮回生死之后，才能进入觉悟的世界。现实主义的中国人不能满足这种开悟过程，希望在现世就能开悟，获得解脱。强调这种主张的就是禅宗的教说。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佛的本性认识，指出在现世中的众生即可成佛。他们认为不依经典也能求得真理，真理不在经典里而在自由体验的世界中，因此主张“不立文字”。中国佛教徒重视现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禅宗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与自然合一　中国人随顺自然的态度，在古代思想里也曾有过表现。例如《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载有“人法地，天法道，道法自然”。说明天、地、人的根本——“道”，最终要归于自然。人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和使这些生活运动的秩序，都必须依据“自然”。认为春至花开，秋到叶落等天地自然运行，都能赋予人生崇高的智慧。人的存在，只不过是天地自然运行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人的灵魂故乡，最终要归于天地自然。自然本性的归宿之处，就是人伦之道的根本所在。这种中国的自然观，无疑给了中国佛教以极大的影响。僧肇在“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与自然一体的观念中，找到了佛教的寂灭境界。这种思想与印度佛教的寂灭观有着明显的差异。禅宗著作《信心铭》里有“等观万法，归复自然”之句。另外，南宗禅的开祖慧能大师也曾说过“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这里所说的自性，既有自我本性之意，也有自然本性之义。这些都是中国式的自然观。禅宗还主张从自然中求佛，在回答“何谓佛”的问题时说:“庭前柏子树”、“麻三斤”；或者在自然本身的姿态中观佛，形成了松风之音、川谷之响即是佛音之类的见解。著名的北宋诗人苏东坡居士“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诗句，深刻地体现了自然观与禅意的合一。这是用来表现禅宗觉悟世界的非常简洁的语句。“柳绿”、“花红”亦是如此。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禅师亦有“峰色谷响，皆吾释迦牟尼声与姿”的诗句。

　　儒佛道三教融合　中国原来的儒家、道家等固有思想，早已深深地浸透在以士大夫为中心的中国人之间。佛教从印度传来以后，一方面与儒家、道家对立抗争，另一方面又与它们融合，同时形成了中国佛教。

　　儒家思想既然已成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的基础，因此，佛教为了扎根于中国社会，不得不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妥协，从而主张儒家的孝和佛教的尊重父母的教义相一致，儒家的五常伦理与佛教的五戒同一。儒家和佛教为同一教说的主张，在南北朝时代即已萌芽，北齐颜之推的《家训》里就有儒佛一致论。活跃于唐中期的宗密曾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撰写了《原人论》一书，意图包容儒家和道家。唐末至宋以后，主张儒佛一致论的学者更不乏其人。

　　道教，系由后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而发祥(公元155年后)，北魏寇谦之(公元365 —448)完成其教团组织，其后，受到佛教影响而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它一方面与佛教进行对立、对抗，另方面也同佛教进行密切交流。南北朝时代，就有人提倡佛道一致。例如传说南齐的道士张融临终时(公元497年)左手拿着老子的《道德经》，右手持着佛教的《小品般若经》和《法华经》。南宋时代出现的新型道教“全真教”，可以说是巧妙地融合佛教的禅学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一种产物。

　　儒佛道三教一致论，在中唐宗密禅师以后即盛行。宋代编撰了如《三教平心论》等以三教一致学说为基础的大量著作。至明清时代，佛教已不被视为外来宗教，它完全同化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的血肉的一部份。无论是赋予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以新的生命的新儒学“宋学”，还是由王阳明集大成的“阳明学”，都曾受过佛教的影响。

　　中国佛教的这种融合主义倾向，不仅仅表现在同其他宗教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佛教的内部各宗派的关系上。例如:禅与净土教相融合，形成“念佛禅”，即既主张坐禅，又提倡念佛的混合主义，禅净彼此之间毫无矛盾。另外，在民间信仰中，融合主义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一般庶民在礼拜作为信仰对象的圣像时，往往将观音、释迦、老子三者同时并奉，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的显著特色。

　　〔日〕镰田茂雄著　隆藏译

　　译者附记　镰田茂雄，1929年生，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当代著名中国佛教史专家。著有《中国华严思想之研究》、《镰仓旧佛教》、《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的故乡》、《朝鲜佛教寺院和历史》、《中国佛教寺院和历史》、《中国佛教史》1—3卷等。本文是《日本佛教的故乡》第二章第一节，文章比较概括地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同中国文化和思想相融合的种种特征，提纲挈领，颇具新意，特译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