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善恶天性》，〔美〕埃希里·弗洛姆 著 向恩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

许多人相信人是“羊”，也有人相信人是“狼”。双方都可以为各自的见解提供有力的证据。持“人是羊”的观点的人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行了，即人们很容易被唆使去干他人要他们去干的事，即便是那些有害于他们本人的事；他们会追随那些把他们推入毁灭性战争中去的领袖们，并相信任何一种只要是充满活力又得到权力支持的胡言乱语——不管这些胡言乱语是出自牧师和国王的凶狠威胁，还是那些隐蔽的或不那么隐蔽的宣传鼓动者的温言软语。看来，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听话的、半懂事的孩子，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不管他人为了达到支配他们的目的，还是用威胁的语调抑或甜美的口吻来说话。的确，信心坚强得足以挡住一群乌合之众反对的人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普遍，而是少数的例外。几百年后会有人赞美这种人，但目前多半只能遭到同时代人的嘲笑。

宗教裁判和独裁者把他们的制度建立在“人是羊”这个前提下。更有甚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人既然是羊，那就需要有领袖为他们指点迷津，这往往增强了领袖们的这一真诚的信念：如果他们能给人以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使人摆脱了责任和自由的负担，那么，他们便是在履行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即使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道德责任。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羊的话，为什么人的生活和羊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呢？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一部不断使用暴力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的意志几乎总是屈从于不变的势力。仅仅是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塔拉特·帕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奥斯曼帝国在的三帕夏之一。——译注]一个人不就消灭了千百万个亚美尼亚人吗？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不也消灭了千百万犹太人吗？斯大林不是也消灭了无数的政敌吗？这些人并不是孤军奋战，有许多人专职为他们进行杀戮、拷问的勾当。做这种勾当的人不仅出于自愿，而且是为了取乐。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谋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无情剥削中，在麻木不仁、铁石心肠地对待那些经受拷问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实中，我们不是到处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吗？所有这些事实，就使像霍布斯（Hobbes）这样的思想家们得出了“人对人像狼一样”（homo homini lupus）的结论。这使我们今天许多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具有破坏性。人不过是一个凶手而已，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同伙那样去干杀人的勾当，只是因为他害怕力量更强大的凶手罢了。

然而，双方的论据把我们给弄糊涂了。的确，我们亲自看到了某些潜在的或显而易见的凶手，以及像斯大林、希特勒那样残酷无情的虐待狂。但这些人并不普遍，只是少数的例外。我们能由此推论，你、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吗？能认为我们一旦摆脱一直阻止我们像野兽一样行动的禁令，就会显露出我们的真实的“本性”吗？要驳倒这种论断是困难的，然而这一论断也不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日常生活中，要干残酷虐待的勾当有的是机会，而且不用担心什么报复，但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干。事实上，当人们遇到残酷虐待的行为时，就会极其反感地进行反抗。

那么，我们在这里碰到这个令人迷惑的矛盾，是否还有其他更合适的解释呢？我们能否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那就是：许多羊是和一小部分狼生活在在一起的吗？狼要杀人，羊就要跟着干，因此，狼叫羊去行凶、去谋害、去绞杀，羊就照办。这不是因为羊喜欢这么干，以此为乐，而是因为羊想要跟着狼跑。为了让绝大多数羊像狼那样去行动，凶手们甚至不得不编造出各式各样的故事来表明自己行为的高尚动机，比如为防御对自由的威胁，为被杀害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被损害的名誉复仇等。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仍存在许多疑点。按照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存在两种人类，一种是“狼”，一种是“羊”？再者，羊怎么会那么容易地被唆使去如狼一般地行动——假如羊本身并不具有这种本性的话，假如不为羊的暴力赋予一种神圣职责的话？我们关于狼和羊的说法或许就都站不住脚了。然而，狼比绝大多数人更能公开地表现人的主要性质，这个说法或许总应该是正确的。或者，所有非此即彼的说法归根结底都是错误的。人或许既是“狼”又是“羊”，或者说既不是“狼”也不是“羊”。

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今，各大国都打算使用最有破坏力的武器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并且，在这场大屠杀中，即使有可能同归于尽，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个念头。如果我们相信，人性本来就倾向于破坏，使用权力和暴力的需要正植根于人的本性中的话，那么我们对日益增加的野蛮行为的反抗，就会变得愈来愈软弱无力。当我们大家都成为狼的时候——尽管有一些狼比另一些狼更富有狼性，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反对狼呢？

人究竟是“狼”还是“羊”？就这个问题的更广泛、更为通常的方面而言，它也只是西方神学和哲学思想中最基本问题之一的一种特殊表述。这个基本问题是：从根本上来讲，人是恶的、堕落的，抑或是善的、完满的。旧约全书并不主张“人基本上是堕落的”这种观点。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这并不被认为是罪恶；《圣经》中也没有一处地方暗示违背上帝会使人堕落。相反，这种叛逆行为乃是人的自我觉醒，以及人有能力进行选择的一个条件。总之，这次反叛行为就是人向自由迈进的第一步。看来，亚当和夏娃的这种反叛行为是在上帝的安排之内的。按照先知的思想，正因为人被驱逐出伊甸园，人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且，成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来体现人和自然的新的和谐，这种和谐不同于先前所获得的和谐，在那个时候，人还不是作为个人存在着。先知关于救世主的概念确实蕴含着这样一种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人不是堕落的，他不需要上帝特殊的恩典就能得救。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潜在的善良意志就一定会获胜。要是人做了坏事，他就会变得更加邪恶。由于埃及法老一直为非作歹，所以他的心肠是“冷酷”的，并且冷酷到以致不存在任何变更或忏悔的可能性这样一种程度。旧约所提供的邪恶行为的例子至少和用来说明正当行为的例子一样多，甚至像大卫那样崇高的人物也没能排除在作恶人的名单之外。旧约认为，人有两种能力——行善的能力和作恶的能力——人必须在善与恶、祝福与诅咒、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甚至上帝也不干预人的抉择。上帝只派使者去帮助先知们传授实现善、识别恶，以及从事告诫和传话等活动的各项规则。但是，尽管如此，在人那里，还是只存在着向善或向恶的“两种欲望”，何去何从便是他个人的事了。

基督教的发展则大不一样。在基督教派的发展过程中，亚当的反抗被视为有罪。事实上，这一罪行是如此严重，以致败坏了他的本性，并株连了他的子孙。这样，人即便靠自己的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自身堕落的困境。只有上帝的大慈大悲，只有等到基督（他是为人而殉难的）出现，才能制止人的堕落，拯救那些信任基督的人。

但是，在教会中，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原罪的说教的。伯拉纠（Pelagius）[ 伯拉纠（360—420），不列颠人，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学家，居于罗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处。他极力反对奥古斯丁派“人类完全堕落”之教义，提倡一种异端的自由意志教义，否认原罪；并且称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的恩赐，亦非得救所必须。他常说：“如果我应该做，我就能做（If I ought，I can）。”他倡言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所提出的言论与斯多亚学派类似，承认人类本性是恶的，但可以通过受洗，因着信而得以称义，强调保罗因信称义的观念。——译注]攻击过它，但失败了。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中的人文主义者即使不直接攻击或否定这种说教，也试图削弱它的影响。许多异教徒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路德（Luther）所持的是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他认为，人天生是有罪的、堕落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却朝相反的方向迈出了激进的一步。他们主张，人身上的全部罪恶不过是环境造成的，因此人确实不需要进行选择。于是，他们认为，应该改变产生恶的环境，人所固有的美德才会自动出现。这种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思想。相信人的德性，这是人类具有新的自信的结果，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经济和政治方面巨大进步的产物。与此相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道德的崩溃，以及由此出现了除希特勒和斯大林、考文垂和广岛事件以外的，导致今日全球性毁灭的军备部署，促使人们再次强调人具有恶的倾向的传统说法。然而，重新强调这一点对于那些低估了人本身所固有的恶的潜在性的人来说，无疑是一贴健康的良药。但是，人们也常常利用这种说法来嘲笑那些对人不曾失去信心的人，有时甚至误解或歪曲这些人的观点。

当一个人的观点常被歪曲为低估人本身所固有的恶的潜在性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多情的乐观主义并不是我的思想方式。对任何一个有长期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让他轻视人内部的破坏力量的确是困难的。他看到这些力量在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并且体验到，要制止这些力量的作用，把这些力量引向建设的方向上去，是极为困难的。对任何一个目睹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猛烈爆发的罪恶和破坏的人来说，要他对人类的破坏力量及其强烈程度视而不见，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存在这样一种危险性：今天，无能为力的意识以越来越大的力量紧抓住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不放，致使他们接受关于堕落和原罪的新的说法，从而让这样一种失败主义的观点得以自圆其说：战争是人的破坏性的结果，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以敏锐的现实主义为自豪的观点，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是不现实的。第一，破坏性欲望的强度并没有表明这些欲望是不可战胜的，甚或是压倒一切的。第二，这个观点的荒谬性还体现在这一前提中，即认为战争是心理力量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认识社会和政治现象的过程中，没有必要长时间地详细论述“心理主义”的这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