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为病，欲望为病，属于特殊而隐匿的医学叙事。

至少到中国16世纪，一批医师如薛己等人，继承南宋女科专家陈自明的观点，将情志之病的主体，从《内经》时期的一般性描述，移位到女性身体。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女科专家，他们希望更多从女人的身体特点出发，为情志之病找到合适的解读形式。因此，宋明两代关于这一疾病的命名，不仅染上了鲜明的女性话语色彩，而且因为深入女性隐蔽的情感心理世界，成为对女性疾病的特殊观照。然而情志之病的另一种迁延性叙事，接续了元末朱震亨的表述，也在后继的17、18世纪男性对象那里展开，迄至费绳甫作医案记录时期，“情志”成为其医学叙事中的一个门类。发生在男性身上的情志之病，与女性情志之病，差不多同等数量。这种对情志之病的扩展认知，再次模糊或取消了疾病主体的性别差异，在身体相似性的疾病描述中，掩藏了女性的专利。因此，后世对情志之病的译解，显然更注重病理状态本身的言语与界定。

欲望是中国医学一直为之烦恼的身体问题，从《内经》时代，欲望之病就让医学忧心忡忡。对抗与平服欲望，是中国医学重要的道德指向之一，而解读欲望之病则成为医学教诲的长期内容。有关欲望之病，原始的医学叙事，从身体的自然“性命”开始。欲望作为自然性命的对立面，是损害身体，产生疾病的根源。所谓欲望，原始医学的观念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口腹之欲，人受甘旨诱惑，好吃好喝，因而在物质需求上变得放纵，以致自然之身体受到污染，性命扭曲变异；另一是肉欲，人的肉欲只能限定在种类繁衍的意义上，获得平衡的需求，超过这个限度，自然性命就会受到削弱，最后不幸因“伐性”而成为“短命”的人。依据这两种观念，一方面发展出后世中国医学内在的“解欲”主义策略，另一方面发展出中国医学的隐喻性的疾病分析形式。前者以各种方式，如用“食疗”来调节过度的饮食习惯，用“修真”、“导引”来缓和与反控肉欲，后者也以多种名目，如用“消渴”、“脚气”来指称食欲之疾，用“虚劳”、“阳脱”、“中风”来指称肉欲之疾。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医学关于欲望之病隐匿的叙事，但眼睛明亮的读者，仍旧在医案的阅读中看清欲望之魔时时呈现的影像。

无论情志也好，欲望也好，现代临床医学肯定要把这种人类情感意识和行为方式引起的疾病认知，当作十分初级和幼稚的观点，嘲笑那些中国医案的记录者，对情志之病与欲望之病煞有介事的知识态度和道德态度，当然更无从认同这两种疾病永远不能通过“目视”获取真相的非科学取向。那么，为什么它们在中国医学中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呢？

显然，这是由中国医学传统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将这种医学的特殊认知称作“原疾病主义”。原疾病主义观点坚持认为疾病产生于疾病之身，它绝不外在于身体，而被抽出来单独存在，疾病仅仅是身体内部运动的一种障碍。代表身体之本与推动力的“气”与“血”，由于运动不畅通，导致能量减弱，以致丧失，于是发生疾病和死亡。情志与欲望之病，作为医学优先关注的两种身体行为，从来都与身体的气、血两大物质能量密切相关。明代医师缪希雍说，“志意不遂则心病，房劳不节则肾病”，对情志与欲望之病的这一简要概括，其依据就在这里。至少16世纪的医学理论仍然沿袭着古老的身体与疾病理论体系，在情志与欲望两种病因的认知上，发挥着原疾病主义式的医学解读。

从南宋陈自明到明代薛己及江南女医谈允贤，他们的医案一直努力在女人的性别意义上记录情志之病的历史，这当然出于他们作为女科专家的视野和经验，但关键还在他们所持女人身体“以血为本”的看法，恰好适合从“情志”视点，合理解释女性“血分有热”、“血不归经”的常见病质。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与薛己《女科撮要》中的医案且不说，谈允贤《女医杂言》有一案，恰到好处地叙述了她治疗江南城市一位牙行老板女人的故事。这位观察细致的女医师写道：

“一妇人，年三十二岁，其夫为牙行。夫故商人，以财为欺，妇性素躁，因与大闹，当即吐血二碗，后兼咳嗽，三年不止，服药无效。其先用止血凉血，次用理气煎药，再用补虚丸药。”

谈允贤的这通医案，说明她通过女性身体情志与血的内在关联，找到她需要找到的疾病原因。抑郁与愤怒，导致这位年轻的女人身受长达三年的疾病痛苦，而正是谈医师的正确发现与解读，才使该女病人从严重的“血伤”中恢复过来。接下来根据谈允贤的记录，她使用的药，是女科经典之方“四物汤”，不过经过加减，成为一剂见效的“四生丸”。

相对来说，欲望之病在医案中通常发生在富有而恣横的男人身上，他们主要是官僚、权贵、富商、儒生及社会特权拥有者，这些人受领了欲望之病并成为它的牺牲品。在纵欲的16世纪，来自薛己、缪希雍等人对他们的普遍描述是：颜色虚浮，面红眼赤，行动喘促，形体倦怠，烦热作渴，过多的酒色将他们的元气消耗殆尽，空洞的身体抵挡不住疾病来袭，早早夺取了他们的生命。“举人陈履贤色欲过度，丁酉孟冬发热无时，饮水不绝，遗精不止，小便淋漓，……余谓其当慎起居，否则难治。彼以余言为迂，至乙巳夏，复作……而殁。”《薛立斋医案·内科摘要》而后至17、18世纪，这样的记录仍未见改观，富贵中的男人们，一如既往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溺情枕席，醇酒厚味，沉湎在淫佚与饕餮之中。喻嘉言叙述金道宾案隐晦地写道：金道宾酒醉使内，为情所坏，真阳上脱；徐大椿接着叙述他在苏州吴县所见：刘松岑，素好饮，结酒友数人，终年聚饮，又纳新宠，戒之不止。19世纪，江南常熟小城医师余昕鸿，仍以同类文字反复叙述：琴川东周墅顾姓，年三十余，素性好饮纵欲；琴川孝廉邵蔓如，生平嗜饮过度……

总之，当欲望之病肆行于滋生它的时代及其社会生活时，从相关医案记录里，我们发现中国医学自觉加大了它的历史性关注，并积极将此纳入到整个社会健康与幸福的原则当中，尽管这些记录人只是一些私人医师，但他们体现了医学的责任感。这些私人医师，不仅为治疗欲望之病开出药方，而且试图运用其知识，建立医学对社会的检讨，对人的生存标准的检讨。如喻嘉言所说，“标准人”应该在“性分之乐、势分之乐、形体健康之乐”中规范自己的生存行为。当然，面对欲望之病，医学的长期困难之处，也在于能否有效对社会群体发出忠告促成健康。过去的历史一再表明，“世运已从火化”，人类的身体已经阳气消耗如此虚乏，怎样才能恢复起来，任何药方与药物，用以完成救世的崇高任务，似乎都不足承当。

阅读情志与欲望两种疾病叙事，医案帮助我们将医学从专业场域，带进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领域。在这里，医学通过“情志”显示了对女性身体的充分理解与关怀，而通过“欲望”则强烈批判了男性社会的生存性堕落。我无意于褒贬中国医学的这种知识态度，更无意追究医师们在医学实践中言之旦旦的成就到底是否属实。我相信，无论医学在不同时期有怎样不同的定义，但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记住：“医学最终将变为应有的样子，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