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心人人皆有，它就像爱情一样，如果受到伤害、背叛，就会有人再也不相信慈善机构了。在慈善的信任问题上，公众的神经是敏感和脆弱的，善心也是“伤不起”的，这一点在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和“卢美美事件”中得到充分印证。前不久有消息称，自“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各地红十字会接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可以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这让本来就不发达的公益慈善事业雪上加霜。换而言之，目前中国慈善乱象丛生归根结底是信任危机，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慈善事业，而慈善事业只会沦为慈善买卖。

　　公众对红十字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积怨甚多，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及不满情绪早晚都要发泄出来，只不过“郭美美事件”一不小心成了“导火索”而已。如何才能化解这一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而救赎慈善事业？官方出面反复解释乃至信誓旦旦都是于事无补的，行政监管和邀请审计的意义也很有限，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公开，因为公益慈善应该是“玻璃甁里的事业”。让阳光照进慈善机构，才能让慈善事业撒播阳光。

　  然而，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标准运行，信息公开缺乏动力和压力。没有民间慈善组织的竞争，“垄断慈善”本质上不是慈善。依靠行政垄断力量而存在的“慈善组织”，其实是慈善事业的破坏者。让阳光照进慈善，首先亟需破除慈善垄断，从根本上杜绝慈善组织“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形，壮大民间慈善力量，公众、企业、法律界和政府都应为此而努力——尽管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连“功夫皇帝”李连杰的壹基金都曾因为缺少主管单位难获合法地位。

　　慈善垄断之下的公信力危机只是中国式慈善乱象的“标”，信仰危机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去年9月，巴菲特和盖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慈善之旅”，偏偏在中国闹出这么大动静，估计连“巴比”两位“大师”也始料未及。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2010年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而美国的比例为2.2%。如此悬殊的差距不是简单的慈善垄断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恐怕是非常普遍的信仰危机，包括宗教伦理和道德伦理。

    “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换言之，财富并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只是上帝财富在人间的托管，你有责任和义务将财富扩大，这是你完成上帝赋予你的使命的一种表现，但扩大财富后并不鼓励你享受。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用数据分析地方法给予证明。欧美国家的富豪们热衷于慈善事业与他们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密切相连，美国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卡内基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的名句是许多富豪美国的座右铭：“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捐赠出去）的人们必将受到公众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同为大企业家、大慈善家的洛克菲勒也指出，金钱等世俗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上帝托管于个人而已，并不永远属于自己，因此最后要如数归还上帝，也就是取诸社会，还诸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