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
“我们没有死光,实在是奇迹!”
《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一书讲述了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
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打响,法西斯势力联合弗朗哥政权妄图蚕食西班牙民主政权,这不仅激起西班牙国民的反抗,也引来国际上的八方支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先后来到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在这支国际大军中,也有中国人的参与,但是,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这些志愿者的国际主义精神本该在历史中熠熠生光,可惜的是,“二战”和冷战造成的阴影,竟使西班牙内战的重大意义始终未能突显出来,也对我们了解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法西斯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
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旅美华裔夫妇倪慧如和邹宁远发现了西班牙内战时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历尽十余年,多方求索,终于完成了第一部关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的著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详细记述了13名志愿军的身世经历。
正如倪慧如在所说的,“全世界都是兄弟,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家乡”。
人物简介:
邹宁远
邹宁远、倪慧如夫妇成长于台湾,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所撰的序言中说,“倘若倪慧如和邹宁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无疑是最早报名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志愿者。”
2011年夏天,邹宁远与其他33名美国人—包括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尔(Alice Walker)以及一位86岁高龄、“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不顾美国和希腊政府的阻挠,与西班牙、加拿大、瑞士、爱尔兰等国的11条船只联合行动,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邹宁远所在的船名叫“无畏的希望”,上面载着上千封美国人民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信—早在前一年冲击加沙封锁线的“国际船队”的行动中,9人死在以色列特种兵的枪口下。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希腊当局在海上扣押了邹宁远所在的“无畏的希望”,并对船长提起了法律诉讼。那次行动没有成功,但也无人丧生。
腾讯文化:书中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都是有国外生活经历才去参战的,所以“扭转中国人各扫门前雪的形象”,是否只是因为他们不在中国门前,才会去扫他人门前的雪?
倪慧如:这应该是跟当时中国情势有关系,因为抗日战争,中国自身难保,而且交通不便。其实有一个身在中国的人,但是这个中国人也是比较凑巧,被国民党追捕不得不逃到一个船上,然后就被说服去西班牙打内战。所以说在国外的中国人参加,是比较可以理解的。
邹宁远: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们在1937年也讨论过,是不是应该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腾讯文化: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自顾不暇的问题,例如书中所写的湖南人张纪,他美国淘金梦碎,经历了那样的经济打击,在我理解中他也应该是自顾不暇了,而他却选择了前往西班牙。
邹宁远:其实自顾不暇是每个人自己的要求多少,你想,张瑞苏、刘景田,他们的生活水准,以我们的立场来看,他们也是自顾不暇的。但他觉得他们生活已经够好了。所以每个人的标准是在哪。
腾讯文化:也许我们自扫门前雪的形象,是从古到今,以前强大而闭关锁国,不愿意旁人分一杯羹,后来是太羸弱被外国人欺负,肯定没办法去管别人,包括二战的时候。如果真的能跳脱出党政国家立场,去关注世界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理念?
邹宁远:是有,参加内战的志愿军是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以前也批评我是无政府主义(笑)。其实我不是。
倪慧如:人类最后最后走向应该是说,你像EU共合体是欧洲联合起来。因为空间越来越小,大家之间非常密切息息相关,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EU这样起来对不对。以后,希望以后全世界也变成一个,就是没有国界,真的不需要国界,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一个整体。当然这是一个幻想。不过也许这个幻想是可以实现的。
腾讯文化:这样的革命热情的确令人感动。但很多事都有两方面,热情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另一方面他们的狂热被利用也可能造成伤害。
倪慧如:据我当时对西班牙内战的了解。当时,尤其是知识分子界,他们深刻地了解到,如果法西斯不能在西班牙内战中遏制,就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法西斯党政,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明,是面临一个黑暗的时期。而且法西斯的胃口不止在西班牙,西班牙只是一个他们实验新式武器的一个战场,最后要侵吞全欧洲,甚至全世界。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急迫的感觉,人类已经面临非常危险的时期。所以,写围巾能做出这样大的牺牲,是在了解当时的现实的急迫的情势下,觉得人类命运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在个人的牺牲和一个世界的危亡下,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腾讯文化:书中说他们是为了正义而奔赴西班牙战场,的确之后证实法西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那时候正义的定义还是很清楚的。但是对现在人来说,正义的定义已经模糊了,我们不知道所谓的正义,到底是历史决定的,还是正义自身决定的?
邹宁远:像伊拉克战争,在爆发前的一个月,2月15号,全球有1500万人在那里反对这个战争,想要阻止这个战争。罗马有上百万,巴塞罗那、巴黎、伦敦。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的时候,人和人的发展是相当近,要做这件事也是比七十年前容易得多了。所以像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更容易,而我们也应该尽量去做的。
倪慧如:昨天西班牙医生的会上,刚刚退休的西班牙驻中国大使也参与了。他也提到,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分两派,有人赞成弗朗哥这边,也有人赞成共和国这边。有很多学生整晚辩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因为是一个内战,在家庭里不免有不同的立场。不过随着时间的前进,我想应该是有一个条件,把事情理清。
所谓正义比较模糊,其实大家可以讨论,可以细致地去想。
有很多东西是很简朴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愿意伤害别人,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这是很好的事情。没有人说这是不好的。所以有些很简朴的,比如人的感情、人的关怀,这是我们跟哪一个主义、哪一个派别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当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也很积极地去参与。
那里面有一个口号:99% vs 1%。
1%,少数的人——那些大企业家以及政府高官,他们结合起来控制99%的人的生活。所以很多美国的年轻人,他们以前也是不管事。但是因为这几年美国经济萧条越来越严重,所以年轻人要借贷,背负一大笔的债去读书,念完书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读书要花那么多钱,读了那些书以后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而华尔街那些人,不劳而获。他们做一点点小事,就能赚我千倍以上的薪水。所以他们开始探讨一些贫富悬殊的问题,跟最基本的教育是不是根本人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付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可以人人有受教育机会?所以很多的青年突然起来,在2011年的9月17号,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个口号是国际志愿军的儿子叫出来的。就是给我们第一张照片的那个人的儿子。他有一个理念: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等到别人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是面临没有出路的问题。必须要面临怎么样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他们有相当多的反思,而且积极站出来。他们要改变这个现状,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才会有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虽然现在好像是趋于平淡,其实不是,他们已经散布到美国各个小城里面,他们进行各个不同领域要改造这个美国的社会。而且他们联系其他国家,比如说西班牙、希腊、全世界的年轻也和他们联系起来。因为现在有这么好的网络。大家一起集合起来探讨,怎么样才是一个公平、合理、有正义的世界。人人都能过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简单但是快乐的生活。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房子住,人人不应该为吃不吃得饱饭而忧虑。
所以我近年来感觉到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的趋势。
我是有非常大的信心,这个世界的改变一定是往前的。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更复杂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除了反思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只有在反思与参与互相交换的过程里面,才可以为人类找到一个很好的道路。
腾讯文化:西班牙内战,弗朗哥秉承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人士都应该是反对的。到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吗?
倪慧如: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看来,当时也是欧洲经济不景气。法西斯趁机出来,因为有很好的一个温床,他说,他可以把经济带上来,他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所以很多老百姓就相信了。
现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是不是比30年代严重,每个人有自己内心的定论。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床,是非常危险的。法西斯这个时候是最有可能出来。大家要严防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
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历史的经验。
腾讯文化:可以谈谈您在这十几年间查找资料的心路历程吗?
邹宁远:在寻找的过程,我们遇到各方面的,大部分不认识的人,他们只要有一点点讯息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赶去。或是有人介绍到哪个博物馆、资料馆,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到任何地方,没有人怀疑。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就把照片给我们。他们都是想都没想,就说你带回去。我们到任何图书馆、博物馆找资料,也是很简单,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你把你的身份证核对一下,签个字,查阅资料的出处,这是很对的一件事,你这个博物馆图书馆开在这边就是有人要用的,有人用又出了书,那对你是太好的宣传了嘛。
倪慧如:1985年刚看这个电影《正义之战》,那里面就有一幕,一位老太太讲她先生去参加西班牙内战,进行体检。他太太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医生,他先生有脱臼的毛病。如果我讲的话,他肯定不会去西班牙。但是这样一来,他先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他先生是在大学里当体育教练。他先生还是去了,半年以后就阵亡了。所以这位老太太在荧幕里讲:也许为正义而死,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那一幕对我非常震撼,看完电影后我都无法讲话。
一个人,他也不知道西班牙是怎么样一个国家,也不会讲哪个国家的话,也不认识那边的人,也不问会不会大胜仗,也不问自己会不会死在那里。而且家人是这样的理解。让我心里非常感动。
而且他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全世界有四万多个这样的人。
难道我们就要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不可能的事。人类已经活出一个“四海一家”的梦想。
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复杂的问题、苦闷,或者说现在的世界是没有救了,看不到出路。但如果我们不能站出来,像当年那些老战士连生死都不顾地,为异国为正义而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借口。所以看了那个电影以后,自从了解那些老战士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以后。我已经没有绝望的权力,说“不”这个字是不可能了。
腾讯文化:听说您在外国查找资料都得到友善的接待与支持,但是到中国却被资料馆方冷落,甚至您主动提出帮忙整理资料都遭到拒绝?
邹宁远:对啊,我想这是中国特色(笑)。我来到中国也在问这个问题。
腾讯文化:在序言里看到邹先生的一件事迹,非常感兴趣。11年您与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人,一起乘坐“无畏的希望”去加沙,解救巴勒斯坦人民。这个国外媒体有大量报道,Alice Walker在采访中说是因为自己儿时被黑人帮助的经历,他希望全世界的孩子都得到公平的待遇。那么您是出于什么前往的?
邹宁远:其实跟这本书的寻找有关。巴勒斯坦在最近2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正义的国度,完全被以色列包围、控制,不能出境,这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去支持巴勒斯坦。我知道的时候想都没想就要去。
那批人是很不得了,全世界有几十个人,他们完全是跟我们一样的,靠募款,弄来一艘船。成功了大概一两次,之后就被以色列给拖走了。
我们也是要捐款,一艘船很贵,而且这艘船去了多半是回不来。我们需要筹50万美金,光这艘船就要50万。我们还要去找船员。
除此之外,其它国家有将近300人。
腾讯文化:你们耗尽心力所做的这些,对本地人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帮助吗?
倪慧如:对本地人的意义很重大,他们在那边完全被孤立,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关心我们。不止是精神上的孤立,还有物质上的。因为以色列禁止他们进任何东西,包括吃的油,油也可以做炸药,奶粉也可以做炸药。他们觉得完全没有人来理他们。他们一群人被孤立在一个岛上。
我其实在2002年去过一次,我还进到加沙去了。我在那边碰到的医生说里面的人最大的问题是精神问题。是很凄惨的。十几年来被孤立,不止是一两年、三五年。
写信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法律,你带任何物质到那边去,他就可以控告你支持恐怖主义。他们已经把加沙为恐怖分子。送信其实就代表一个精神力量。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美国政府还是发布很多消息说我们回去的时候要接受法律制裁。
可是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乎这些。
腾讯文化:为什么国内知道华人国外抗战的人很少?国内几乎不予宣传?而发现这些人的不是国内的历史学家,反而是你们这样居美的科学工作者?
邹宁远:其实我现在反过来想,像这种事情,可能外面的人来写,反而比较更中肯。你中国人写中国的事情,反而有自己的包袱。
倪慧如:你就不是中国人啊?
邹宁远:我(笑)……一半,我一半是中国人。我是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看待问题的。
你自己民族的东西加上自己的民族感情,一定会比较偏。我们有朋友是搞人权,你是美国人你就不要做美国,去做别的国家。
我想,历史也是这样。你是这个国家,有这个文化背景,会有优越性。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有他的局限性,会有偏见的。
据《纽约时报》1890年报道,十九世纪末纽约唐人街的华人女性非常少,直到1890年才首次有华人夫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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