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未来会怎样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关键要看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转折发生在什么时间点。目前来看，美国在经济政策调整中使用的手段都还没有对症下药，还在跑偏，经济依然时好时坏，完全靠刺激，基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力度再大，美国跑偏的幅度会更大，将来调整起来会更难。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兴经济体在整个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正在继续，中国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对中国而言，出口依然是优势，而支撑出口的关键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只要我们巩固制造业竞争力，稳定市场份额，通过改革下足力气走到2020年，那时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评价法计算认为，在2012年，新兴经济体和传统的工业七国的GDP总量今年持平，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这种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势必会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有所体现，例如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改变。除了这个明显的改变以外，还将有一些事情悄悄地发生、变化，例如话语权问题。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未来十年，美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是焦点。所以我们怎么样解读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们解读全球经济，解读自身问题至关重要。我认为，美元霸权正在回归，而不是在退化，未来十年我们将处在美元霸权的新时代。相对而言，美国人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挑战和竞争，他要重组国际金融体制，以美元为主，以黄金、石油为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和美元平起平坐，不是抗衡和抵御美元，而是要理性讨论如何在强势美元状态下生存、发展和壮大。

　　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处在增长的稳定期，或者进入缓慢的复苏期。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些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有较强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美国提出了回归制造业的口号，这是一个在全球角度上进行结构调整的积极信号，一旦它反思发展虚拟经济给全球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危害性，兑现诺言回归制造业，将对世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最后，一些新型的经济力量正在形成，例如俄罗斯以及那些被我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迷茫后，也将会有很大的起色。综合起来，展望未来世界经济，我们不要为某些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问题而过于悲观。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当前，很多人在关注美国财政悬崖问题。如果财政悬崖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一般人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一落千丈之势，但这一问题的争议双方仍很可能于最后时限到来前达成妥协。从中长期考虑，我认为应客观估量美国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正视美国的经济实力。如果确定这样的判断，中国仍须贯彻小平同志强调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导向。

　　我们正在走上坡路，美国从长期看在走下坡路。但是在未来十年之内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走上坡路会碰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低端走上坡路发展过程中，要实现赶超，一定要在十八大之后抓住解放生产力的制度改革不放。

中国经济该如何转型升级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未来十年，美欧将花很大力气去应对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为了解决空心化问题，推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再就业战略的实施，它们会更多地用贸易保护主义方式，以邻为壑，从过去高举全球化大旗转向排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下一步应谨慎应对。中国应注意到，在再工业化过程中，欧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浪费这场危机”，要用这场危机解决欧美在过去十多年搞泡沫、搞虚拟经济，导致本国去制造业、去创新、去出口最终带来的长期的结构矛盾和社会矛盾。它们一再要求中国在这个阶段要拉车，如果应对不当，就会令人非常担心，当欧美从衰退的泥潭爬出来的时候，中国有没有可能因此跌倒。

　　霍建国：对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很高，它实现全面再工业化其实意义不大，它的真正目的可能还是控制一些高端领域的核心技术。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制造业不转型、不升级，肯定是不行的。但转型升级绝不是要让所有企业都去搞光伏产业，都去搞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微宏观两方面来看，都不能这么理解转型升级的含义。对企业而言，只要在原有产品基础上，能够做出一个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本身就是升级，每个企业如果都这么努力了，那就会导致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和环境发生变化。所以我主张不要自废武功，我们当前的关键是加快培养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我们应该继续利用美国等国目前的困难，加速扩张市场份额，而且要逐步占领更多的中高端市场。

　　贾康：“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最近很受关注，中国也想通过发展创新型国家，争取抓住历史机遇，不再像前两次产业革命那样被甩在后面。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居上，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一个着眼点，那就是全球都在讨论的新能源，这是第三次产业革命里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中国这几年努力发展的光伏产品，国内用不上，98%以上只有出口一条道，现在这个产业落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也只是说到所谓“盲目扩张”这个侧面，但我没看到有评论能直指更深层的问题，说明中国为何解决不了光伏发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入网难的问题。可能还有人拿技术上的理由来阻碍整个改革的推进，我觉得必须据此指明和化解种种以既得利益为背景、阻碍解决真问题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可持续发展、加入国际竞争、加速科学发展将流于空谈。

　　如何推动未来的海外投资

　　丁一凡：未来十年，中国确实需要稳定自身，调整好自己的经济结构，但在稳定自身、做好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产能过剩。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提出，要防止产能过剩的积累。如果不通过对外投资输出这些产能的话，简单的淘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几年已经很见成果，中国经济最近这几年对外投资的增长和我们在非洲、拉美地区的投资，实际上是在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

　　2012年全球经济都不太景气，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有直接关系。这说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长，还在于中国对外投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投资回报也非常好，不光欧洲市场投资回报丰厚，从技术上中国企业也能获得很多收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对外投资，不仅仅解决了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技术升级和提高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郭庆旺：我们还需要看到，虽然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上都比较公平和透明，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中国例外。例如，中国要求美国开放民用部分的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但是过去十年，中国越要求美国开放，美国对高科技、民用技术方面的管制越严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市场，基础是公平和透明的、非歧视的，但对于来自中国的企业、投资者，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公平和歧视。

　　张燕生：今年6月底，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将近五万亿，其中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只占8%，证券投资占5%，外汇储备投资占67%。因此对中国来讲，下一步的外部转变有一个关键点，即如何把30年积累的五万亿美元的资产管好用好。那就需要把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8%至少提高到15%。在美国持有的东亚地区国家的资产中，直接投资占70%，因此我们下一步需要进入“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和全球服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们缺少人才、经验，缺少各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个过程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

　　谭雅玲：海外投资是对的，但是现阶段中国除了推海外投资，更要强调国内投资，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光注重投资，光注重海外市场了，忽视了国内。为什么我们股市不涨、上市公司利润在下滑、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在下滑、房地产的利润在缩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做实业的干劲和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推动海外投资，但是不能太过偏激，我们眼下需要做的仍然是，夯实国内、健全国内市场，合理理性运用资金，然后再去想怎么出海投资、消费。中国还远远未到海外投资高潮时期，国内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做好，西部、农村、中小企业、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我们应让更多的资金和资产在国内建设和改革上发挥作用。我并不完全反对海外投资，但我坚持认为我们的重点仍应在国内。进入国内投资、海外投资并举的时代，是我们理性的选择。（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二议题“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评估后危机时代”由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