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意思在先秦两汉时期不是指“小偷”，而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荀子·修身》：“害良为贼”。《左传·文公十八年》：“毁则为贼”（“则”指法度）。这个意思一直保留到现在，如“工贼”、“卖国贼”等。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成王败寇（贼）”的说法。它的最早的意思大概出自《庄子》：“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后来演变为意思略有出入的“成王败寇”。《红楼梦》第二回里冷子兴对贾雨村说：“成则王侯败则贼”，看来这句话已经成为坊间俗语了。

　　读2013年11月29日《杂文报》谈成均的《也说“成王败贼”》，作者引用了鲁迅对此种现象的看法：“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些，那就是‘坐寇’。”（《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然后分析道--

　　“在逐鹿中原、不知鹿死谁手之时，彼此都是贼；当尘埃落定、已见分晓之际，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由流到坐，是个过程。开始，大家都是贼，都是‘流王’，贼与贼在争夺中，有些称王的贼，逐渐地‘流’得慢了，最后不‘流’了，就‘坐’稳了，成了‘坐寇’；为了体面，就尊称‘坐王’；说得更光鲜些，简称‘王’。那些始终在流的贼不能成王，最后流不动了坐以毙命，而被谥为‘流寇’。王和贼：贼，是他们原来共同的本质；后来他们成王成寇，则是他们的不同的造化和机遇。”

　　下面举出两组比较典型的历史人物来说说“贼”的共同点和不同处。

　　第一组是陈胜、朱元璋和洪秀全。他们三位中间，朱元璋最终“坐”了天下，皇祚绵延280多年；洪秀全南京称帝，建立太平天国，也算是“坐”了半个天下；陈胜虽然没有称帝，但是夺取陈地以后自立为“陈王”，国号“张楚”，大小也算个王，姑且算他小有天下吧。他们三个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起事前都是“体制外”的人：陈胜是雇农，后来被征发为戍卒，是农民阶级中“苦大仇深”的阶层；朱重八当过小弥沙，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后来做了游方僧，应该属于“流氓无产阶级”之列；洪秀全出身耕读世家，醉心功名，但四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于是另辟蹊径，以传教的方式走上“秀才造反”的道路。按照旧式的说法，他是“落魄书生”；按照新式的说法，他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上述几位，还有像东汉的张角兄弟、唐代的黄巢、北宋的方腊、明末的李自成……都是体制外揭竿而起的“流贼”，官家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他们的结局，则因为造化和机遇不同而有云泥之别，总的来说是成王的少，成寇的多。

　　第二组可以举出刘邦、李世民和袁世凯，他们可都是“体制内”的人，有的还是皇室贵胄，来头很大。刘邦做过泗水的亭长(大概相当于现今的乡镇长)，官虽不大但毕竟有别于陈胜吴广这些“泥腿子”，大小也是“朝廷的人”。秦末农民起义中他乘机在沛县起事，成为秦朝的“乱臣贼子”。刘邦运气好，当时秦朝的统治已是墙倒众人推，而后来与他争天下的项羽又是有勇无谋之辈，所以他终于大功告成君临天下。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虽然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战功卓著，但是李渊还是把“接班人”的位置留给了长子建成。于是在长安的玄武门内就上演了一场“兄弟阋墙”的好戏，李世民设计伏杀了哥哥建成和四弟元吉，逼迫父王承认既成事实，并让位于他。对于父兄而言，李世民其实是一个防不胜防的“家贼”。袁世凯的情况要特殊一些。作为满清王朝手握兵权的重臣，他投机革命吃里爬外逼迫宣统皇帝逊位；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只当过临时大总统），他背叛共和复辟帝制开历史的倒车。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表现可谓纵横捭阖两面作贼！以上几位，还有像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诸侯王公、两汉之交的王莽、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三国时期的曹操、孙权和刘备、隋朝的杨坚父子、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成事之前都是志在天下的一世枭雄。由于他们都在体制内，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和“先发优势”，所以作“贼”成功的机率就相对要高得多。

　　还有另一种类型，就是元朝和满清王朝的建立者。他们在草创时期，都是觊觎中原的“外贼”，坐大以后铁骑呼啸扫平天下，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成为汉族原来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共同的“贼”。由于水土不服，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只维持了90多年就寿终正寝，比较正常；满族的腐朽统治却延续了260多年，很不正常，用孔夫子的话说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所以到了辛亥年间，一阵不大的秋风就把这片枯叶给吹落了。

　　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人民写的，所以不但那些最终成了王的贼，而且不少最终成了寇的贼，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摆在这个庙那个阁里享受香火供奉。当我们终于知道“成则王侯败则贼”是一种落后的历史观以后，就会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并且为他们“本质上都是贼”的结论而感到沮丧，进而生发出何时“天下无贼”的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