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解字》释“洗”为“洒足也”，释“澡”为“洒手也”。据此看来，古代的洗澡与现代的洗澡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将许慎对“沐浴”的解释与“洗澡”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洗澡，因为“沐，濯发也”，“浴，洒身也”。    
   沐浴纸马    

   《礼记·内则》曾对洗澡规定为：    

   五日则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潘请；足垢，汤请洗。    

   一般人们洗澡程序为：“浴用二巾，上下绤。出杆履蒯席，连用汤，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屡进饮。”人死了也要剪去手脚指甲，洗澡后才能发丧。至于“孔子沐浴而朝”，则为众所熟知。春秋时期，人们对洗澡是严肃而又认真的。洗澡若想舒服、彻底，当然是在热水池中最为理想。    

   浴池较明确出现，约在秦始皇当政期间。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就有“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的句子。从这里可以推断：阿房宫中是筑有水道的，外面的渭、樊二川之水，可以引流入宫。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以至使“渭流涨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是有浴池的，而且数量不少，质量也不低。它表明了阿房宫中水道是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的，设计者考虑了地形、坡降、流向，使水道既能吸纳河水，又可经过循环排出脏水。阿房宫中甚至有过滤渭、樊之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泻。    

   贵族作为社会上层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以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朝《世说新语》就主张洗澡后必换新衣，可见贵族将洗澡作为讲究卫生的一个内容，并建立了一套程序。但是贵族不可能使洗澡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即如对僧侣来说，洗澡则是侍奉佛事的必备条件之一。    

   唐代义净将自己在印度所见僧人日常行仪法式，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中就有“那烂陀寺有十余所大池，每至晨时，寺鸣健推，令僧徒洗浴”的记载。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中国的僧侣也是严格遵循洗澡这一习规的。《南齐书》中提到的三卷《沐浴经》及《僧祗律》等经典中均有劝人多造浴室的文字，敦煌壁画中有描绘僧众洗浴的场面，都是洗澡习规的佐证。高承《事物纪原》曾解释四月初八“洗佛日”道：“以法水洗我心垢，今我请僧洗浴，以除身垢。”阐明了通过洗浴来尊佛的意愿。中国的寺院很早就有浴室，如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宝光寺园中置有非常大的浴室。陕西扶风法门寺遗址就曾发掘出当时的浴室。    

   自此之后，我们无论在典籍中还是小说中，都可以经常看到讲究洗澡的僧侣的身影。他们视洗澡为庄严的仪式，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的长老那样，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只有一个要求：“快与我烧桶汤来洗浴!”然后换了一身新衣服再“坐化”。宋元时期，洗澡已遍及百姓。庄季裕《鸡肋编》云：“东京数百万家，无一家燃柴而尽用煤炭。”看来，市民享用热水澡的机会是很普遍的。范成大《梅谱》还说：临安的卖花者为了争先为奇，将初折未开的梅枝放在浴室中，利用浴室的湿热蒸气熏蒸处理以便使处于休眠状态的花芽儿提前开放。这显然是洗澡对人民美化生活的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告诉我们：在元代杭州一些街道上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你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马可·波罗还记下了杭州“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特别是在吃饭之前”的这一良好风习。    

   《朴通事谚解》则一丝不苟地展现了一幅元代大都的“市民洗澡图”——当时公共浴池除洗澡外，还可挠背、梳头、剃头、修脚，不过价钱不一样，洗澡要交汤钱五个，挠背两个钱，梳头五个钱，剃头两个钱，修脚五个钱，全套下来，一共十九个钱，并不贵，一般老百姓还有这种承受能力。浴池里还有放衣裳、帽子、靴子的柜子，



洗澡的程序是：
到里间汤池里洗一会儿，第二间里睡一觉，又入去洗一洗，却出客位里歇一会儿，梳、刮头，修了脚，凉完了身，巳时却穿衣服，吃几盏闭风酒，精神别样有。  
 
这和现代人洗澡无甚两样。  

从洗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拟宋话本《济颠语录》曾写道：天未亮，城市还在熟睡，而浴池已开门迎客洗澡了。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澡堂多在门首粉墙上置有“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的对联，就是这种习俗的反映。洪迈《夷坚志》记：一般人家建房都有澡浴的房间。  
元代《析津志》有士庶之家，“聘女将嫁之明日，家人送女儿入堂中澡浴”，男方之家“一应都散汤钱”的记载，可见洗澡已融合进婚俗礼仪。宋代还出现了淋浴装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元宵之夜，在御街上扎缚的灯山上有跨狮子、白象的文殊、普贤，他们“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据此推测，在浴池中装置类似的绞水、贮水、放水器具，以当时的机械制作水平来看，是完全可能的。南宋李嵩所画的《水殿纳凉图》中，就画有水闸所控制的人工瀑布装置，依此原理，它是可以转化为淋浴装置的。元代的铜漏计时则是比较明确体现出淋浴器面貌的装置了。值得一提的是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中所记的皇宫洗浴。皇宫浴池纹石为质，金石镂成，奇花繁叶，杂置其间，上张紫云九龙华盖，四面皆蜀锦幛帏，跨池三周。桥上结锦为亭，中匾为鸾，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匾雁行相望。又设一横桥接于三亭上，以通往来。贵妃洗澡时骑在放置池中的温玉狻猊、白晶鹿、红石马等动物玩具上，作“水上迎祥之乐”游戏。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展露的是另一番景象：  

奉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尖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镂小舟，戏玩其间。  

唐代帝王、妃子洗澡竟这样铺陈富丽。妃子们洗澡时，还在水中放了香料。如元代妃子洗澡的“漾碧池”旁有一“香泉潭”，“香泉潭”积香水以注入“漾碧池”中。有一小宫女，就因洗这香水澡愈益显出体白面红，似桃花含露，赢得了皇帝的欢心，称她为“夭桃女”、“赛桃夫人”。在水中放香料洗澡，并不自元代始。香料在很大程度上应理解为药料。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五有一则洗澡药方：  

丁香沉香青木香  

真珠玉屑蜀水花  

桃花钟乳粉木瓜花  

柰花梨花红莲花  

李花樱桃花  

制法是“花、香分别捣碎，再将真珠、玉屑研成粉，合和大豆末，研之千遍，密贮。常用洗手面作妆，坚持一百天，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滓皆除”。咽喉臂膊用此药洗，也是这样。洗药澡不仅使皮肤白皙，而且防疫健体，所以历久不衰。从《太平广记·董奉》条知道：在汉代有人身痛，皮肤脱落，此人因“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药澡效力于可见一斑。宋代东京的药铺则出售专门的“洗面药”，元杂剧《谢天香》细致刻画了妇女用“熬麸浆细香澡豆”洗浴的场景，这标志着“药澡方”已很盛行。清代《三农纪》中就直接将“枸杞煎汤”洗澡药方，作为健身必用之道向人们推荐。  

唐宋温泉浴也很流行。刘斧《青琐高议》前集《温泉记》讲的是四川书生张俞过骊山时与一仙子在一金碧射人、彩楹琐窗的大室内洗温泉浴的故事。唐代无名氏《梅妃传》中也有“同浴温泉”的踪迹。尽管它们主要是对贵族而言的，但却是唐宋温泉浴的如实场景。  

明代，温泉浴逐渐推广开来，并发展到室外。《西游记》第七十二回中的温泉浴场景就相当可观：  

那浴池约有五丈余阔，十丈多长，内有四尺深浅，但见水清彻底。底下水一似滚珠泛玉，骨都都冒将上来。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流去二三里之遥，淌到田里，还是温水。池上又有三间亭子。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两山头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那泉却是天地产成的一塘子热水。

明人唐桂芳用诗吟咏了类似的东南温泉：“我来欲浣尘俗缘，垢腻澡尽疡痱痊。”道出了从洗温泉澡中寻求享受和强身的心态。明清的温泉浴较之以前的水平要高得多。明代《食疗本草》、《食品集》都对明代的温泉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  
 
温泉水，味辛热，有毒，切不可饮。惟治诸风筋骨挛缩及肌皮顽痹，手足不遂，无眉发，疥癣诸疾在皮肤骨节者，须入浴之。浴讫当大虚惫，可随病与药，以饮食补养。非有病人，不可轻入。  

到了清代，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和对自然科学的偏爱，康熙摸索出了一整套洗温泉澡的经验。康熙五十年（1711），年已70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毒疮，康熙就指授他去洗温泉澡，即“坐汤”泡洗。李光地遵嘱进行了洗温泉澡的治疗，毒疮很快就得到了愈。康熙还对他所喜爱的昌平汤泉进行了考证，其用心无非是为了推广洗温泉澡的功效。这一时期的学者统计各地温泉总计多达二百二十余处，不能不说与康熙提倡洗温泉澡有关。  
明代的名士屠本畯还将“澡身”与“赏古玩”、“名香”、“诵名言”并列，表明明代的洗澡较之以往更加讲究。《酌中志》记述了明代京城已实行“擦澡”，清代扬州评话《清风闸》（又名《皮五辣子》）中一节就细致描写了理发、刮脸等洗澡程序，尤写擦澡中的“捶背”，这是“一家功夫”，不但要捶出节奏，还要捶出名堂，什么“八哥子洗澡”、“喜鹊登梅”、“霸王乱点名”等等。捶到最后，再拍三巴掌，叫“凤凰三点头”。这一描写使人更加神往这一可以增加体内热量，促进毛细血管舒张扩充，加快血液循环，可吞噬体内病菌，提高免疫力，对散胃寒、泻胃炎具有特殊效果的擦澡。  

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汤山坐泉》  

清代的洗澡，还注意吸收外来先进之风，为己所用。如故宫武英殿西朵殿浴德堂后建有一穹窿浴室，室内顶、壁满砌白釉琉璃砖，其后有水井，覆以小亭，在室之后壁筑有烧水用的铁制壁炉，用铜管引入室内。这是典型的阿拉伯式洗澡样式，在这种浴室内是可以洗“蒸气浴”的。据说庚子以后，北京开始用西法凿井取水洗澡，故宫及三贝子花园就有这样的凿井。这是中国洗澡史上别一段风味。  

但是若讲集中国古代洗澡之最高水平者，还是要推清代的慈禧太后。北京昌平县小汤山就有慈禧的一个浴池，据测量，它长4．55米，宽2．90米，深1．40米。池壁是由经过加工的10块巨石压缝交口镶拼而成的，由10块方形石板铺成。与它相邻的是一蓄水池。洗浴时，温泉水从石缝中涌入蓄水池，将满时把南壁上的一个闸门打开，水穿过暗槽流入浴池。这个浴池设计可谓别致精巧，不愧温泉池之冠。  

普通老百姓的洗澡虽然没法与慈禧相比，但洗澡的设施等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如清代扬州的“新丰泉”，是用白玉砌成的池子，面积达丈余，中间隔为大小数格，近镬水热的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的不太热的池子为娃娃池。贮衣的柜，环列在厅，两旁为站箱。内通小室的是暖房，侍者还可为洗澡者按摩……这种洗澡样式在江南极为常见，日本所出《清俗纪闻》非常逼真地描述了这种浴池的面貌：浴池外黄色竹笼制桌后坐着收钱人，入口门头上刻有“浴殿”，两柱上贴着一副对联：“杨梅结毒休来浴，酒醉年老没（莫）入堂。”有坐在用藤条箍牢的大盆中和泡在石砌的水池中两种洗澡者，洗盆澡的可用木制水杓盛地上水桶中的水添入盆中，在池中洗热水澡的，池烧口在外，由一人专职烧水。烧水者手中所握的竹管乃是专为调节池中温度吹火用的……这种浴池和《清风闸》中一节《大闹澡堂》十分一致。如门口所贴对联，浴池分水烫的头池，水不烫的二池。稍有不同的是，《清风闸》所写这个“白玉池”大门里迎面白粉墙上有个大红颜色的“忍”字。这是告示各位澡客进门先与忍字照一面，“遇事不能发脾气；要着气，要打架，请出去斗；人在澡堂子里，身上一丝不挂，精赤条条，滑手滑脚，淘气打架要出事”。这不禁使人想起清代《点石斋画报》上一幅题为《无衣无褐》的图画，画的是江南一浴池，洗澡两少年的服装被突来数人全部掠走。这显然是有意报复的恶作剧，不过却使当代人更加清楚地窥见了当时江南铺陈清洁的浴池内部景象。  

洗澡更为动人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在室外，据《万历野获编》等典籍记载：自明代较为明显地出现了六月六日这天，男人、妇女、小儿、老汉，甚至带上家养的猫犬等动物，“亦俾浴于河”。这是因为百姓认为一年四季中盛夏发病率最高，为防病须洗澡，这也是长久以来人民洗澡习俗的一种集中体现，至今有许多地区人民还保持着六月六日洗澡这一有益于健康的风习。  
 
 
　 第3节 厕所·便器(1)  

何谓“厕所”?从字义上看，古代的“厕”，从广，广像屋；从则，则当侧，这可将厕所解释为“设于房子旁边的侧屋”。  
较早的典籍称“厕”为“清”，或作“溷”、“圊”。《说文》云：“厕，清也。”《释名》云：“溷，为浊；圊，为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厕所又称“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看来古人参观居住房屋，必到厕所去检查一番，而厕所还须用屏障掩蔽。


以上释说，大致勾勒出了厕所的最初形状及作用。它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厕所的建设和使用就已经十分规范。《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太平广记》卷八《刘安》条记述：  

刘安成仙，遇仙伯，坐起不恭，语声高亮。于是仙伯的主者奏刘安不敬，应斥遣去，让刘安“谪守都厕三年”。  

这虽是神话，但由此可见汉代的城市公共厕所已有一套规矩，而且水平也不低。  

又如豫东所发现西汉梁孝王之王后墓，为目前国内最大崖洞墓，其主要建筑结构有天井、贮冰室、车马室、排水道、棺床、庖厨、浴室、厕所……墓中最为叫绝的用具之一就是厕所——便池右侧立一石质扶手，镶于便池后立石板中，坐便池上有两块靴状  

汉代厕所造型画像石，其上用阴线刻手法刻画有楼房，常青树和几何纹图案，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坐便已不亚于现代装饰豪华的坐便池。  

当然，这种厕所并非普遍，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为与猪圈相连，以使养猪、积肥并重。《汉书·武王子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就证实了汉代厕所的这一特点。还有，东汉魏晋时的随葬冥器，郑州后庄王199号墓出土的汉代与厕所相联的灰陶猪圈，徐州十里铺姑墩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厕所与猪圈，均可证实，这种猪圈与厕所相联，饲养猪兼及积肥，已作为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在汉代普遍实行开来……  

与汉代互相映照的是《梦粱录》中临安的那种有专人收集粪便的方式：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叫“倾脚头”。这些“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这也是公共厕所的一种。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洁是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可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公共厕所事业，都是建设、管理得好的。明清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作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清代佚名《燕京杂记》说：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也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时，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  

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  

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从宏观角度观察，明清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这样的评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得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这如同张宗法在《三农纪》中论述如何造好厕所一样：“忌当前门、后门及屋栋柱，不可近灶、近井。……出入当讳，扫治洁净。”  
细细地立规矩，定章法，清代已将厕所的建设，当成居家讲究、宅之美观的标准。以上所叙只是平民厕所概观。若转换视点，看一看贵族厕所则又是另一番风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数则轶闻。如《世说新语》载：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其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  

<洛阳伽蓝记>载：“陈宛盛其居，上厕，上术汤盥手，槐板覆敞粪穴，为都城第一。”  

《襄阳记》载：“刘香和如厕，从香烟上过。”贵族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使用的厕所也富丽无比。  

《云林遗事》记明代贵族的厕所，建成高楼式样，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在旁边将粪便移去，根本闻不到臭气。这倒是对厕所建设的一个贡献。  

厕所对贵族来说，并非是单纯的排泄脏物，在政治方面也起到过作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列举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汉文居灞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执豫让，高祖鸿门会如厕召樊哙，金日如厕擒莽何罗，范雎佯死置厕中，陶侃如厕见朱衣，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蒯盟孔悝于厕，曹植戒露顶入厕，等等。吕后切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名为“人彘”。宋话本《拗相公》描写王安石是在“坑厕土墙上”见到八句诗后受到刺激。这都使厕所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厕所也有其明快的一面。左思创作《三都赋》，就将笔砚置厕所中进行。欧阳修则常在厕所上读书。更为重要的是紫姑神，刘敬叔《异苑》记载：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补充道：“亦必须净洁。”  

沈括《梦溪笔谈》则说：“迎紫姑厕神，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之。”  

实际上这是人们通过树立厕所之神，寄托一种不可歧视厕所的作用，要保持其洁净的美好心境。所以祭祀紫姑厕神，成为妇女的专职，进行占卜、求吉、求蚕桑丰收等，成为正月里一项具有喜庆色彩的活动。使人可以与此生发具有同等意义联想的是在元代大都市民之家，小孩的便器是“溺葫芦”。这是对厕所的一种变化，揭示出我们的古人，是很注意厕所以外的便器的设计和创造的。清代曹庭栋《养生随笔》就专门提出：  

老年夜少寐，不免频起小便，便壶实为至要。制以瓷与锡，俱嫌取携颇重，惟铅可极薄为之，但质轻又易倾覆，或须边直底平，规圆而扁，即能平稳。大便用圊桶，坐略久，即觉腰腿俱酸，坐低而无倚故也。须将环椅于椅面开一孔，孔大小如桶，铺以絮垫，亦有孔如椅面，桶即承其下，坐既安然，并杜秽气。  

《山居清供》曰：  

截大竹整节，以制便壶，半边微削，令平作底，底加以漆，更截小竹作口，提手亦用竹片黏连。又有择葫芦扁瓢，中灌桐油浸透。制同于竹，此俱质轻而具朴野之意，似亦可取。再大便用环椅如前式，下密镶板，另构斗室，着壁安置，壁后凿穴，作抽替承之。  

当然，最高级的还是应推帝王将相的便器。他们的便器又称“虎子”或“伏虎”，有的用玉制作，有的用七宝装成，珠光宝气，价值连城。这些帝王的便器无论从制造技术还是新奇、质量诸方面，都未能超过慈禧太后的檀香木便器。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记载它的具体形状：外边刻着一条大壁虎。啊呀!这条大壁虎，刻得不用说有多好看了。它好像碰到什么猎物要进行捕捉一样，四只爪子狠狠地抓着地，这就是官房底座的四条腿；身上有隐隐的鳞，仿佛都张起来了；肚子鼓鼓地憋足了气，活像一个扁平的大葫芦，这正好作官房的肚子；尾巴紧紧地卷起来，尾梢折回来和尾柄相交形成一个8字形，巧妙地做成了官房的后把手。壁虎头翘起来，向后微仰着，紧贴在官房肚子上，下颔稍稍凸出，和后边的尾巴正好是平行地位，手的虎口恰好可以托住，正好作为前面的把手。壁虎头往后扭着，两眼向上注视着骑在背上的人，嘴略略地张开一条缝，缝内恰好可以衔着手纸!两只眼睛镶着红红的不知叫什么的宝石，闪亮闪亮的。整个官房比瓷盆略高一些，可以骑在上面。官房的口是略长的椭圆形，有盖，盖的正中卧着一条螭虎，作为提手。……我不知有多少次看着老太后骑在上面，用手纸逗着大壁虎玩。大壁虎的肚里，是香木的细末，要干松而蓬蓬着，便物下坠后，立即滚入香木末里，被香木包起来，根本看不见脏东西，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恶气味了。这种便器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使用一次，在感觉上不啻于一次美好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只能专属一个人。这种在便溺时也要保持天下第一的尊严和极舒适的享用姿态，也是封建王朝典章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