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书院兴起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两套教育体系，一是涵盖了太学、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官学体系，其特点为官办，接受学政、教谕的领导与管理，与科举制高度结合，以培养预备官员为教育目标。官学之外，传统社会另有一套以书院为代表的民间讲学体系。书院通常由饱学大儒创立，有时能得到政府的资助，有时则受官府打压，有时又被官学收编，发展路径比较坎坷。其盛衰起落，可以说正好反映了官府对于民间社会的管制松严程度。

　　书院起源于唐代，而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北宋立国之初，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又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创建了一批书院。随后，北宋政府也建立起一个覆盖了中央太学、国子监及地方州学的官学体系，但这个官学体系是围绕着科举的指挥棒转的，“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我们一定很熟悉这种情形，时下的高中教师，最受欢迎的不正是高考押题高手么？而且，就如同现在的应试教育一样，北宋官学“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结果，官学培养出一堆趋炎附势之徒，北宋被灭时，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学生抢着向金人投状归降，献山河形势图，连金人都觉得这帮知识分子“苟贱”，不要他们。

　　面对官学之溃坏，南宋的儒家士君子无疑需要重建学术、收拾人心。大理学家朱熹设想过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得益于理学家的推动与实践，南宋书院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根据邓洪波先生的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绝大多数书院诞生于南宋)，民办书院占了八成以上，因而邓先生断言“宋代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

　　在南宋理学家的理念中，书院首先是一个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在理学先贤的经营下，南宋书院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并且具有学规、章程的学院之制。

　　如果说，南宋的书院制度显示了以士绅为领袖的民间社会在维持学术自治与自主办学上的智慧与技艺，那么书院在元代的际遇，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种自治的精神与能力必为专制皇权所忌惮。元代的书院出现严重的官学化，书院创建必须呈报官府，经层层审核，获批准后方准修建；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官府还委派“直学”掌管书院财政。审批制、人事权、财权都掌握在有司手里。

　　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这是一切学术与教育开始败坏的渊薮，所以我们不用奇怪，元代为什么会“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为什么书院的建设者“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毫无疑问，重振学术与讲学之正途，当然是回归民间，书院“既不隶于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专焉”。

　　可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一面强化皇权专制，一面收紧社会控制网络，以致宋时蓬蓬勃勃的书院，在明代差不多沉寂了一百年，著名的岳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都成为废墟，“昔日规制不见，唯闻山鸟相呼”。

　　明初书院的荒废，当然是由朱元璋确立的教育与学术制度所导致。朱元璋出身草莽，却不是轻视教化之人，他登基后便诏告天下：“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只不过这里的“学校”，并不包括民间书院，而是指官学系统内的太学、州县学、社学。明代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官学体系，南京、北京均立国子监，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县下又遍设社学，按朱元璋的要求，“各州县在城并乡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

　　朱家皇帝高度重视各级官学的建设，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为了“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朝廷想掌控教化之权。这从朱元璋对官学系统外之书院的态度，便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洪武元年，他下诏“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训导”本是山长之助手，学田则是书院之经济命脉，朱元璋此举，用意甚是阴险，不但贬低书院领袖的身份，还剥夺了书院的财政大权。洪武五年（1372），又下令“革罢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在朝廷打压之下，“诸旧书院以不隶于官”，因而“皆荡然靡存”。对专制统治有着特别偏好的朱皇帝，想必非常不欢迎自成体系的书院之存在。

　　我们知道宋代的士君子因为对官学体系的失望，另起炉灶建立书院重振学术，而明初的皇帝出于对书院的顾忌，又重新构建了一个完备的官学体系。历史就像是在转圈圈。

　　直至明王朝立国已逾百年，朝廷对书院的压制才松懈下来。于是从正德朝到万历朝，书院终于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发展。明末的士子以书院为纽带结成共同体，透过聚众讲学的形式，抨击朝廷、地方政事，形成强大的“社会权力”(socialpow er)。以至于“岩廊之上(指朝廷)，亦避其讽议”，最典型者莫如东林书院。

　　只可惜，书院这种“体制外”的社会权力，不容于“体制内”的权势人物，张居正当国与魏忠贤掌权时都曾下令毁灭天下书院。晚明时代蓬蓬勃勃的书院讲学与社会觉醒，在政治打压下，终于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告终。至于清代书院，虽然在数量上远胜之前各代，却差不多沦为官学与科举制的附庸。

　　纵观书院从宋至清这一千年间的盛衰，可以清晰地看出，书院的活力来自儒家士君子自发的教化承担与学术自觉，但凡在官府承认并不干预士君子的办学自由时，书院则兴盛；而一旦官府容不得民间社会的办学自由，或者试图将书院收编进官学体系，则预示了书院的衰落或败坏。回顾这段书院的兴衰史，其实就是去面对两种教育传统———官学的传统与民间讲学的传统，我们选择哪一种？